张廷济录黄易致赵魏论金石手札三通，各有月日，皆无年款，不易排序。手札见于《故宫藏黄易尺牍研究·手迹》，称为《秋气札》《新斋札》和《南还札》。〔1〕
　　赵魏（1746—1825），仁和（今杭州）人，字晋斋，号菉森，一号洛生。恩贡生。室名竹崦庵。书法尤精篆隶。其考据金石文字为时人所称，亦富收藏，著有《竹崦庵金石录》《竹崦庵金石目》《竹崦庵传抄书目》。赵魏与黄易（1744—1802）交往甚密，黄长赵两岁。这批信大致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至嘉庆初年。
　　六札非黄易所书原件，是后来张廷济所抄录的。张还随信写了七条批注。末注写明嘉庆戊寅八月，即二十三年（1818）。张廷济（1768—1848），嘉兴人，字顺安，号叔未。嘉庆三年（1798）解元，后结庐高隐，工诗词和金石考据之学，凡金石书画刻削髹饰无不搜聚，著有《桂馨堂集》《眉寿堂集》《清仪阁题跋》等。张廷济比黄易小二十四岁，黄去世时三十四岁，是晚辈，对黄易以尊师相待。
    一、汉裴岑纪功碑
　　张廷济录黄易致赵魏《秋气札》云：
　　秋气已深，乡书转少，怀君有梦，归计茫然，如何如何。薛价送上诸碑，定经法鉴，两月来续得数种，有副者寄兄，无者开上，兄欲时示取可耳。家兄信云裴岑碑在巴里坤，距迪化千五百里。兹俞军门往彼阅兵，托其幕中人胡君代拓，约明春必得。又，云乌什外有石壁，刻大将军霍方士某某名，文字残缺，疑汉武时迹，惜不能拓，（已抄其文在都中明君处，昨往求矣）。又有唐姜行本纪功碑亦在巴里坤，昨托人拓取，一有当即寄兄。弟承孔荭谷见知，许以东鲁之碑与弟相易，大都可以尽得。中州金石已托学使及卢氏令，或可不虚。蜀中金石托成都太守（烟客先生之孙，汉阳旧主人也）。喜是地邮致甚便，可遂其志，惜事忙勿暇，终觉草草耳。尊藏石经残字、华山残碑，希双钩以惠。尊藏唐碑，希开目速寄，使弟知其所缺，以便广致。闻梁玉立孙枝有古帖二箧，质于库，欲售五十金；又闻衡水古钟有开元之铭，若是皆扰乱心曲者。去年闻永平城楼有二漏壶极古，疑有款识，百计求之，卒云无字。若是之类极多，真孽障也。兹因周绛屏先生南归，附此候安，统惟玉照不宣。晋斋大兄知己。愚弟黄易顿首。
　　范三先生、姚三哥均此奉候。图书未刻，随后再寄。九月二十日。
　　赵册百计求售未妥，俟再报。
　　外奚九哥一札，乞闻韩门老伯札交之。
　　张廷济注：右黄与赵启一，启纸约高四寸，启面用尊古斋长朱文印。
　　信里讲汉裴岑纪功碑：“家兄信云裴岑碑在巴里坤，距迪化千五百里。兹俞军门往彼阅兵，托其幕中人胡君代拓，约明春必得。”家兄黄庭，乾隆二十九年（1764）在湖北孝感佐幕时因事遭牵连，被谪戍塞外轮台，服罪十六年。直至四十五年（1780）刑满放回，然不幸的是黄庭最终卒于塞外，未能与家人团聚。〔2〕
　　信中云计划拓碑后寄给黄易一事，故此信写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故宫博物院藏一册黄易题跋裴岑碑（新 082407），跋云：“乾隆庚子七月梦珠兄在迪化城觅此寄示云，此石近甚剥落，凸处光滑如珠不易拓。来年仲秋蒙恩放还，计过巴里坤正严冬风雪之时，恐难拓取，故觅此先寄。”“庚子”即四十五年，黄易已得兄寄来拓本，也可证写信的年份是在四十四年。
　　《汉裴岑纪功碑》碑文如下：“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书刻六行，行十字，计六十一字。
　　因所述事迹从未见于史传，所以该碑自雍正七年（1729）岳钟琪将军发现置于将军府后，一直为世人所重，求拓不断，以至不得不在府内摹刻一石以供频繁需要。黄易也得到多本。他曾在题跋里涉及某些字的识别，并仿碑文字体写出全文，附在拓本之后。
　　众所周知该碑有翻刻多种。因碑石粗糙，铭文漫漶，翻本错误，早先金石家释文常有分歧，如“永和二年”误为“四年”，“立海祠”误作“德祠”，等等。王昶《金石萃编》卷七按语：“巴里坤淖尔即为汉蒲类海也。”故碑称“立海祠”。所以，如何辨识碑文，鉴定原石拓本或翻刻拓本成为自发现该碑以来各种题跋、文章中不断争议的两个问题。但仍有两事与鉴别相关，值得一谈。
　　前人常引翁方纲语：“（裴岑碑）其字中凡遇口字皆方中带圆者乃是真本。若其口字竟似圆圈者则非真本。”〔3〕这是对的，然细审各原石拓本，铭文中也有一些字之口是近似圆圈，如“郡”“部”“师”“域”，其他则方中带圆，应加以区别。此可补充翁语。
　　又常引顾千里语：“：‘德祠’之‘德’字，似‘德’又似‘海’者真本。如‘德’字、‘海’字很清晰者重刻本也。”〔4〕顾话的意思是明白的：真本中有的“海”字模糊，像“德”字。但是顾话被引用时字句往往有错误，意思含混不明。在此澄清。

[汉]裴岑纪功碑（拓本），黄易旧藏

    二、汉西岳华山庙碑
　　张廷济录黄易致赵魏《新斋札》云：
　　前二函尚未寄，四月十有八日得大哥来书，知移居于保佑桥，新斋必雅洁，惟弟足迹未至，梦中但依依竹崦庵也。远惠启母阙足本，逾于百朋，弟两得此本，皆中心尺许，左右阙焉。施太守嗤此败纸何用，再求无益，今得此并两宝阙，足以自豪。虽少两额及画，他时尚可觅补东阙题名，并季度铭，李铁桥云是褚千峰伪托，再亲按之乃信。昔日千峰与董金瓯，今时秦伯厓与巴瘦生伪作皆不少，好利好奇同一病也。西岳庙三阙中砌碎碑极多，正恐郭香察书尚有片璧，已托钱献之力谋之矣。成都武侯祠有俗名响石者，阴处靠墙，有汉隶七八字，张华阳言之凿凿，托成都太守觅之，但寄鲜于里门唐碑一种而已。前云汉碑得自金川，实无其事。王大廷尉最好金石，弟曾问过，无有也。金乡朱鲔墓有汉画人物甚古，约有七八幅，弟得一部，甚宝惜，今托蓝公子任谋，俟有必寄我兄。山东非直隶可比，古物必有。弟石经保护无恙，可慰厪念。外二函希致之，乞候回信交舍是感。晋斋大大兄人师事。愚弟黄易顿首。
　　摹“小松具札”四字印。
　　书札言：“西岳庙三阙中砌碎碑极多，正恐郭香察书尚有片璧，已托钱献之力谋之矣。”

清钱宝甫摹刻西岳华山庙碑残石拓本

    华山自古建庙禋祀，碑碣树立其间。《西岳华山庙碑 》为其中之一，立于东汉延熹八年（165），是当时的郡守袁逢根据已经磨损的旧碑碑文修改重新刻出，写字的是书佐郭香察。 汉碑标明书写人姓名者稀见。岁序迁流，此碑早已毁坏。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关中金石家赵崡撰《石墨镌华》，挟纸墨四处访拓，华岳汉碑皆亡，连碑拓也难求索。唯一幸见者—《宋拓华山庙碑》一册，藏在东肇商家。这一册后来也就称“关中本”。在关中本出现之后，其他传世《华山碑》原石拓本相继现世，即河北长垣王文荪藏的长垣本，宁波范氏天一阁的四明本（按：宁波古称四明），广东顺德李文田的顺德本。该碑原石本至今仅此四种。
　　乾隆五十六年（1791），黄易逗留京师，在翰林学士朱筠家见到华阴本（即关中本），並写下“钱塘黄易观”五字。〔5〕此前一年，钱大昕将早先从范氏天一阁接受的华山碑的四明本整拓带京，翁方纲喜见并借观钩摹一本留下。因此黄易在京时也会看过四明本。此时华山碑拓声名渐起，士人以一睹为快。这是黄易信中所言的一个原因。
　　三阙中砌碎碑极多，尚有华山碑片璧，这应是黄易听到的传闻，那么他为何会听信呢？也是另有原因。其一，赵崡《石墨镌华》：“此碑嘉靖中（1522—1566）犹在。一县令修岳庙石门，视殿上碑题皆当时显者，恐获责罚。此碑（按，指华山碑）年久，遂碎为砌石。”〔6〕其二，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之《华山碑》条云：“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毁。”〔7〕这两说虽有抵牾，但传出碑碎后用作砌庙门的消息。其三，乾隆四十二年（1777）西岳庙掘出汉碑碑阴题名一石，隶书七行，行十二至十八字，未知碑名，《金石萃编》有记载。〔8〕
　　至于后来钱献之寻找碑石有怎样的下文，不得而知。20世纪50年代，西岳庙灏灵殿东北端的新建筑山墙墙脚下曾发现华山碑残石一角，有字七行。不过是道光年钱宝甫摹刻本，而非延熹汉碑。钱宝甫摹刻的华山碑残石先后发现过四块，共存字329个。〔9〕
　　按照一般情况，庙里古碑一旦毁碎难复，常被当作石材用于其他建筑需要，就地取材。在清代金石学大兴之前，人们对于古刻残石，尤其是标题、人物、年代失考者往往弃置不顾。乾隆中期以后，著录书中才频频出现“某某残碑”“某某刻石”为名的条目。“某某”指残石上某几个字，因原有标题已失，只好如此命名。有鉴于以上两点，黄小松信中说到的关于华岳庙的消息，未必就是空穴来风，仍然很值得后人留意的。

[清]张廷济  录黄易致赵魏信拓札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前月托关汉兄带杭信、拓（济案：“拓”下疑脱写“本”字），计必披悉。顷得秦中钱献之书，寄来新出曶鼎铭，分一纸奉赏。尚有花塔寺诸唐拓，兄若阙少，当开示补记，光孝塔文已得精拓矣。数言候安，不尽神注。愚弟黄易顿首。晋斋大兄知己。五月十日具。（张廷济注：右黄小松司马与赵晋斋札四番，朝鲜纸本。）正月七日接手书，并惠碑种种，感谢感谢。宋元碑目有误，乞正见示。郑道昭等碑俟觅得即寄，此外得碑甚多，今匆匆发信，不及检寄，下次必寄。古钱弟拓出二册，亦俟再寄。所得颇可观也，小品随意检呈。朱朗兄来，乞拓本见惠，至望至望。毕中丞大办金石，吾兄能一游否？翁公来信必问兄也。此候近祉，诸容再报，不一。晋斋大兄。愚弟黄易顿首。（“黄九”方朱文印，印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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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中国书画》杂志2016年第4期“古代作品”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