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龙春
时间：2016-06-10 09:30:00 | 来源：中国书画
在艺术史研究中，艺术家的墨迹与刻帖，都是我们时常会运用的材料。尤其当我们看不到艺术家的大量墨迹时，刻帖也是讨论风格的重要参照。比如，我们在研究唐以前书家时，就常常不得不将《淳化阁帖》作为基本资料。虽然宋代以来的学者不断提醒我们，《淳化阁帖》的主持者王著犯下了很多错误，除了张冠李戴之外﹝1﹞，细节的点画与结构的差异，更是难以避免，因为这些墨迹经王著摹写，一概显得圆熟模棱。这方面的批评，我们在何良俊、王铎与阮元那里都能看到﹝2﹞。今天传世的《远宦帖》唐模本，若与几种刻帖进行比较，差别显而易见。
类似的情形，并非只出现在《阁帖》系统中，后世的一些刻帖也时有发生，只不过我们因其晚近，很少留意。本文依据王铎（1593—1652）传世墨迹对勘相关刻帖，试图提醒研究者对于史料的层级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在使用晚近的刻帖来讨论艺术家风格时，也需更为谨慎。
王铎传世的刻帖数量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是顺治八年（1651）他的次子王无咎主持摹刻的《拟山园帖》十卷，历时八年﹝3﹞。在清代，《拟山园帖》常常是人们讨论王铎书法的依据，如施安（字竹田）《题拟山园帖尾》云：“嵩阳山人与俗殊，霜毫绾结青珊瑚。或为八分太倔强，或为真草稍清腴。……欧、虞、褚、薛不可见，同时尚有董尚书。我方京华厌尘土，床头束阁书画谱。对此眼明还旧观，为题七字首重頫。”﹝4﹞由于《拟山园帖》收入王铎大量临帖作品，故清代学者郭尚先对于其古法耽玩之功，亦甚为钦佩，以为“其诣力与祝希哲正同”﹝5﹞。即使到了今天，《拟山园帖》都是我们研究王铎的重要文献。幸运的是，王铎刻帖所依照的原本有一小部分幸运地流传到今天，（参见文后“王铎墨迹、刻帖对照表”）表我们才有机会对二者进行比较，并揭示其间的差异。
一、行款
因为刻帖的板式有统一的高度，纳入其中的墨迹在布局上不得不作适当的编排，因此我们看到的篇章，很可能不是墨迹最初的面目。王铎的刻帖中，这样的情形相当普遍，如顺治乙酉（1645）冬日《小楷诗作》，墨迹一叶，12行，刻帖一叶半，15行；戊子（1648）上元《小楷诗作》，墨迹一叶，13行，刻帖一叶半，15行。每行至少少刻5字。在《拟山园帖》卷九中，这两件诗页前后相衔，占三叶，若不仔细辨认，还以为是同一时间所书。《拟山园帖》收入了大量信札﹝6﹞，这些信札本来高矮不一，但为适应帖石同一高度，行款大多经过挪移，所有显示平阙书仪的空格与换行，被一概抹去。如《今早起札》﹝7﹞，“足下”之前的空格、“坛坫”处的换行都消失了，落款最后的“冲后”也不再是独立的一行，而与前行紧接。“弟王铎顿首”的“顿首”二字也被删除。（图1a、1b）
落款部分的改动，多而随意。有时位置被调整，如《临锺繇戎路帖》，“王铎学字”从首行被调整到最后一行；有时被减省，如《如夫人作者札》将“弟铎候示音”减为“弟铎”，《与杨荆岫札》将“不孝孤王铎泣拜”删减成“王铎拜”﹝8﹞（图2a、2b）；有些被删除，如《今早起札》删去了“顿首”；有些则被改换，如《细观兰亭札》将“拜复”改为“顿首”，《画前日札》的“弟铎拜”被改为“弟王铎顿首”。之所以会有这样那样的挪移与删改，除了版心高度固定，需对墨迹进行重新编排之外，还有节省空间的考虑。我们注意到《弟病指上札》，保留了书札原样，可能是因为这件作品是《拟山园帖》卷八的最后一件，有足够的空间。（如3a、3b）
上述的改动，在很大程度了改变了墨迹的原始形式，尤其是信札，因忽略了平阙，故错落感明显减弱，行间也显得比较“满”，与一般的卷册无异。也因为重新编排，王铎一个重要的书写习惯也随之消失，在处理天头地脚时，王铎素不取齐平，这种高低错落与他较强的书写节奏、欹侧险峻的字形结构呼为一气，而刻帖基本都是上下齐平。因此在讨论王铎书作的形式特点时，刻帖可能不是有价值的对象。
二、增补字、脱字、衍字
墨迹中一些后来添加的小字，有个别被原样保留，如《弟病指上上》落款之后“前荆浩画掷下”仍独立成行；大多是是直接删去，如《画寂寂无余情札》，墨迹最后“冲”字左侧又续写二行：“似赵大年，路径不刻强定为某，此字画家一症。”这二行包括“冲”字，在刻帖中都未见到。《类苑札》落款之后的一行：“先生近作文作诗若干赐览。”也是如此。这些小字有时被纳入书札的最后部分，《画前日札》落款之后增加的一行“《左传》《类苑》发来，亟欲察也，附闻”，被挪到了落款之前。而《汪公园札》一札，首行下空白处添加的两行小字，在刻帖中被插入到书札正文的最后，而书札的上款“岩翁道盟诗社”及以下的“冲”字却被删除。（图4a、4b）如果不是墨迹被发现，我们很难判断这封信的受书人。而小字阑入正文，也使得字形大小的变化显得有些突兀。
行边补写的脱字，也是类似的处理方式，一是直接删去，如《弟病指上札》，墨迹中“作二画，一行坞，一梅和尊人也”，“尊人”二小字后补，但刻帖中去忽略不刻，这样赠画的对象由梅和（王公弼）的父亲，变成了梅和本人；另一种方式是将小字纳入行间，但常常会加以放大，以减弱字径大小的反差。如《细观兰亭》中“一二日完此”，刻帖中的“日”字明显是主持者从其他地方另外集的字﹝9﹞。至于墨迹中的衍字，如《今日张炬札》首行最后一字和此行起首都是“昨”字，首行的被点去，刻帖中保留了这个被点去的字，而删除了第二行的首字。（图5a、5b）
  
三、形制
刻帖还常常将扇面形制的作品，改变为横卷。如果不是这些扇面被陆续发现，我们断难想象王铎刻帖中为什么收录了这么多的短卷，因为他的传世墨迹中，类似的形式极为少见。目前所见共有四例：
a.《城南园亭扇》，小楷，香港近墨堂藏，刻入《敬和堂藏帖》。（图6a、6b）
b.《思崧涧书舍柬友扇》，行书，胡佩衡旧藏，见于《湖社月刊》，刻入《延香馆帖》。
c.《临王献之帖扇》，行草，见于嘉德拍卖，刻入《延香馆帖》。
d.《临王羲之帖扇》，草书，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刻入《拟山园帖》。
扇面的布局方式与视觉感和手卷完全不同，王铎大多采用长短交替的行款，以使得下部不至于因行宽的限制显得拥挤，因此在转换为手卷后，字形大小的差异不会显得十分醒目。但像小楷《城南园亭扇》书写五律十首，加上标题款识，接近500字，行间较为密匝，长行一般12—14字，短行也只比长行少3—4字，所以短行最后常出现较小的字，如“事”“水”“甚”等，扇面中出现这种情形不难理解，但当刻帖将扇面改动成手卷后，那些突然变小的字因失去原先特殊的上下文关系，就显得莫名其妙。
行书五律《思崧涧书舍柬友》在转换为刻帖之后，王铎的落款被删除，而与另外三首五律组成了一件长卷。相信另外三首五律原先也可能是三件扇面。进一步说，王铎刻帖中大量诗作短卷或是临帖短卷很可能底本都是扇面，如《拟山园帖》卷二为石帆内弟所作草书，我们在西泠拍卖也见到一件1650年王铎为石帆内弟所临写的张芝《冠军帖》扇面。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王铎两件临帖扇，落款都是“己丑六月大热”，《拟山园帖》卷一《临唐太宗帖》、卷二《临王羲之帖》的落款也是“己丑六月大热”，刻帖中的这两件作品，原始形式极可能也是扇面。
四、删改
除了我们前面谈到的对落款部分以及增添文字部分的删改之外，王铎刻帖中还有更为大胆的内容改动。如辽宁省博物馆藏王铎临《荐福寺碑》及《淳化阁帖》卷，刻入《拟山园帖》时，编者删去了临《淳化阁帖》的部分，而将最后的落款挪移到临《荐福寺碑》至后，这样临《荐福寺碑》便成了一件独立的完整作品。同样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自作诗册，顺序书《自夏泾之东昌经峄山》《巩南宋陵》《多年》《登高阜》《录耘斗山房》《慵起》等诗作，《拟山园帖》收录时，删去了《多年》《录耘斗山房》二诗，且原先的顺序也被打乱。落款原为：“庚寅九二十日申时，箕山词翁斋中书俚作博正，时同姑苏钱彦甫，菊放黄华，小酌。王铎。”被改为：“箕山词翁斋中书俚作博正，时同姑苏钱彦甫，菊放黄华，小酌。庚寅九二十日申时，王铎。”
《拟山园帖》卷七所刻《与戴明说札》，则杂合了《今日张炬札》及》及《咫尺地札》两札，前札后有戴明说“丙戌三月廿九日晚来书”字样，私人收藏。后札纸后有戴明说“丙戌三月廿七日蚤复书”字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刻帖删去了“即此亦是一颠，恨海岳不见我，足下听然一噱乎”一句，换成“雨中书此，落雨点辄肿数字”。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一札来看，确实有多处有雨点落在墨上，造成不规则肿胀的现象，如“事”“扰”“奕”“记”“戴”等，但私人收藏的这一件书写时间至少在两天以后，虽然也有涨墨，但都是自然晕化。编者如此杂合两札，用意所在颇令人不解。（图7a、7b、7c）
[明]王铎 行书自作诗扇面 纸本 1634年
释文：天门错峙冠中州，一望阴森石气流。朋辈翩跹同载酒，神仙缥缈只居楼。城边睥睨风声壮，云里幡幢暮霭收。欲问金函何处是，鹤音飞尽水悠悠。偕友登中狱天中阁作，今础大诗伯教正。王铎。
钤印：王铎之印（白）
[明]王铎 草书临作扇面 16.5cm×51.5cm 纸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释文：以奉对一，兄以释，岂汝可言，未知集聚何。但有慨叹。各慎护自。前与嫂试求屏风，遂不得答为也。别疎具，小大问为慰。多分张，念足下悬情，武昌诸子亦多远宦。足下兼怀，并数问。石老袁亲翁。王铎。
钤印：王铎（联珠）
五、笔墨
与墨迹相比，刻帖虽能再现精确的字形结构，但用笔的趣味却无法传达。故王铎曾向黄道周抱怨：“刻仆字者钩多澌灭，随其浸润，踵之讹也。”﹝10﹞不仅如此，像王铎这样讲究用墨的书家，涨墨与枯笔的表现更为困难。以《拟山园帖》为代表的王铎刻帖基本放弃了对墨法的精致刻画，对于涨墨的部分一概修整其外形，以符合于一般的点画的粗细与形态，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临淳化阁帖卷》，重新换墨处往往有较强烈的晕化，但这些特点完全不见于刻帖。信札也是如此，《今日张炬札》中“天”“足”“观”“炬”等字的外轮廓都经过重新修整，与墨迹甚为悬隔。“至一”“事”“辈”“斯”“事”“中”等字中的枯笔，刻帖似乎也忽略不计。唯《天香楼藏帖》所刻《杜甫诗卷》，墨迹今藏台北私人，仔细比对，位置、结构、点画，乃至墨法，都刻画精细，殊为难能。（图8a、8b）
从以上的比较与分析来看，刻帖在收入王铎书作或是书札时，从行款到形式到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些刻帖不仅在讨论王铎书法形式与风格时，不能过于依赖，即使是作为文献来使用时，也需要细致辨析。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欧阳逸川?刘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