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某一种行业作为视角对书法史进行关照，这并不新奇。前人对经生写手、从事墓志或造像题记的书写者及镌刻者的研究成果，体现了这一视角的价值。当然，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行业，其局限在于：该行业一定要有相对稳定的书写规范，并且该规范要有一定的沿用时间，以及行业的特殊要求。毕竟对于大多数的行业来讲，书写更多是为了记录信息，至于不同的书写者的字迹水平，很可能和该作者所处年代、生长地域、交游履历、个人禀赋有更大的关系，与其所处行业，或许关系不大。何况，很多行业中的优秀书写者，其本人或许并不以书家自居，在历史上往往湮没无闻。但从客观上讲，他们的书法水准的确值得我们的重视。这里，我们以地质行业为例，来关注一下生长在民国前后、为中国地质调查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前辈们的书法。
    100年前，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在地质宗师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的悉心严格培养下，从地质研究所完成学业后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从此开创了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的新纪元。他们为了祖国的繁荣与昌盛，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不畏艰险，在国家地质调查与找矿事业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丈量大地，寻觅瑰宝，探索地球奥秘，镌刻河山秀丽。
    这里所说的“地质研究所”，是北洋政府时期农商部所属的地质学教育机构，其仅存在三年（1913—1916），也只毕业过一届学生，但却是中国自办的近代地质学系统教育之始，是中国近代地质学发展的摇篮，对中国近代地质学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在地质研究所正式成立之前，中国系统接受近代地质学知识的仅为少数留洋学生。1909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曾设有地质学科，当时仅有三个学生：邬有能、裘杰和王烈。三人于1913年毕业后，北大地质学科也随之停办。清末各地也举办过一些新式的路矿类学堂，但多以矿学为主，教学不够全面系统。
    由政府创办一个专门的地质学教育机构，培养中国地质学专业人才，最早起议于留日归国的章鸿钊（1877—1951）。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章鸿钊担任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长一职，积极倡导在中国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章鸿钊曾回忆到，由于政治局势的转变，对开办地质讲习所一事，“惟当局举棋不定，异议蜂起”，举办地质教育一事搁浅。1913年，丁文江（1887—1936）接替章鸿钊出任北洋政府工商部地质科长。同章鸿钊一样，他也认为，欲发达国家实业，必先从事于地质调查。面对中国地质人才缺乏的现状，丁文江认为：须先设立一个培养地质调查人才的教育机构，“招中学毕业学生学业优异、体力强健者，期于三年内造就技士若干人”，然后从第四年开始，展开大规模的国土地质调查。与因从事实际地质调查工作而得名的地质调查所相对应，他为该机构定名为地质研究所。
    地质研究所的学生，是工商部于1913年7月1日“在京、在沪分别招考”的。因招生工作仅在上述两地举行，故而学生的来源也主要集中在河北和江苏（包括上海）两地，其中有些还是丁文江在南洋中学任教时的学生。地质研究所于1913年8月5日在《政府公报》公布了录取名单，并分别函告考取诸生，开学时间是9月10日。但是，由于袁世凯镇压南方革命力量，7月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南北交火，道路阻隔。唯恐前次函告或有遗失，地质研究所又特意在报纸上公布了录取名单，并将报到日期推迟至9月26日，开学日期改为10月1日。
    《地质研究所章程》中还明确提出了初期招生30名的计划。但是，经过文化知识考试及面试，实际共有36名学生榜上有名，最后确定正选27名，备取9名。这36人中仅有19人出现在结业者名单中，而结业者中有的不在此36人名单之列，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有些人被录取而未报到，因此有人由备取转为正选；二是有些人因各种原因中途退学；三是有些并未出现在录取名单中的人，后经补考入学，最终出现在结业名单中。1913年秋，被录取的学生在设于景山东街马神庙北京大学内的地质研究所事务所，“填具原书”，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学习。
    地质研究所于1916年7月14日举行结业典礼。结业时共有22名学生，其中有18人获得毕业证书，3人获得修业证书，1人未获证书。这22位学生分别是：叶良辅、王竹泉、谢家荣、刘季辰、赵志新、周赞衡、徐渊摩、徐韦曼、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卢祖荫、马秉铎、李捷、仝步瀛、刘世才、陈树屏、赵汝钧、杨培纶、祁锡祉、张慧、唐在勤。获得毕业证书的18人进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或学习调查员，被称为地质学“十八罗汉”。中国自己培养的地质专业人才由此诞生，正如翁文灏（1889—1971）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中说道：“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以研究中国之地质者，实自兹始。”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调查所前所长安特生及技师新常富，对地质研究所三年来取得的教学成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此次“卒业生之成绩极佳，其程度甚高…… 实与欧美各大学三年毕业生无异”，“为中国科学上第一次光彩”。自1916年地质研究所毕业的18位学生到地质调查所工作，中国才真正开展地质调查工作，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地质专业队伍，地质调查工作逐步步入正轨。
    虽然教学工作仅有短短的三年，但是地质研究所除注重课堂教学外，更加注重“从事于实地观察者，北抵朔漠，南涉鄱阳”，到七省市、四十余处，前后总计组织了十余次野外实习，共一百多天。
    1915年3月12日，地质研究所的学生分为三组，分别由教员翁文灏、丁文江和王烈率领，赴各地进行野外实习。其中朱庭祜、刘季辰、赵汝钧、祁锡祉、赵志新、徐韦曼、刘世才、唐在勤赴北京宛平县斋堂实习；谢家荣、周赞衡、李学清、马秉铎、李捷、陈树屏、王竹泉赴北京房山线实习；叶良辅、卢祖荫、徐渊摩、张蕙、仝步瀛、谭锡畴、杨培纶赴直隶滦县。1915年11月13日至23日，丁文江和翁文灏带领叶良辅、卢祖荫、刘世才、赵志新、谢家荣、王竹泉等17个学生赴山东泰安进行野外实习。学生们进行野外实习后完成了多份实习报告。这些实习报告的中文部分大部分为毛笔书写在手工毛边纸上，同时有指导教师修改批注和评语，甚为珍贵；此外，几乎每位学生都有一篇英文报告，大部分用钢笔字书写在机制纸制成练习本上。这些学生虽然不是书法家，但是大多接受过传统的教育，他们的报告和教师的评语，是地质领域非常重要的材料，是全国地质资料馆的重要藏品，从书法角度来说，亦颇有可圈可点处。这里，我们基于这批材料，来简单分析一下他们的书法。
    这批材料里，有不少丁文江先生手书的评语。目前关于丁文江先生的研究比较多。在丁先生去世后，傅斯年先生等有专文发表，此外，胡适先生也曾写过《丁文江传》，近些年，还有人专门写过《丁文江图传》。只不过，在这些材料里，很少有关于丁先生书法的探讨。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丁先生学问做得太大，“他是在很多学术领域做出过开拓性贡献、在科学史和学术史上有相当重要地位的人物”（见《丁文江图传》）。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丁先生专门的书法创作极少，以至于人们对他的书法有所疏忽。全国地质资料馆所藏的这些报告，恰恰向我们展示了丁文江先生书写的真实面貌。比如《直隶龙门县附近地质报告》，丁文江评价道“颇有研究，叙述亦条理井然，惟铁矿成因之说尚觉不甚圆满，此问题固未易言也”，以及《三河蓟县间地质实习报告》，他有评语“……叙述尚为明晰”，虽然字数不多，但字迹清秀，颇有云林风骨，有些捺和勾挑，写得颇为沉着开张，无不折射出丁文江的胸襟和气格。
    丁文江先生生于江苏泰兴，他自幼聪慧。胡适曾转引丁文涛（丁文江的大哥）写给丁文江追忆录中的一段文字，可知丁文江书学之由来，以及天资之过人：
    亡弟（丁文江）于襁褓中，即由先慈教之识字。五岁就傅，寓目成诵。阅四五年，毕五经四子书矣。尤喜读古今诗，琅琅上口。师奇其资性过人，试以联语属对曰“愿闻子志”。弟即应声曰“还读我书”。师大击节，叹为宿慧。
    前人说字如其人，丁文江书法中的透彻、清新，使我们不难想象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才少年。此外，笔者还曾见到1931年丁文江与胡适的唱和之作的图版，虽不甚清晰，但是彼时的丁文江书法，已颇显老辣与豪迈。在唱和中，丁有句“从此听涛深夜坐”，这格调又似乎让我们想起早年丁文江书法中的云林气质—恰恰是这样的字迹，背后却是那样一个在胡适眼中的“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天生能办事、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不止地理地质方面，乃至历史学、考古学、少数民族语言学等方面，他都做出过独特的贡献。
    丁文江的交游极广。蔡元培、梁启超、张元济、胡适、傅斯年等，都是他的密友。在他的朋友圈中，他最佩服的恐怕就是翁文灏了。他曾对翁文灏说：“我根本不相信世上有圣人。若是有，你总要算一个。”
    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出生于绅商家庭，清末留学比利时，专攻地质学，获理学博士学位，于1912年回国。他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中国第一位考察地震灾害并出版地震专著的学者，第一份《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之一，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的首创者，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的组织领导者，他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中国早期的最著名地质学家。他对中国地质学教育、矿产开探、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有杰出贡献。
    翁文灏的书法磅礴大气，但是似乎在他眼中，再也没有比地质事业更重要的事情，因此我们现在除了可以见到为数不多的翁文灏题字外，就很少见到他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创作。翁文灏也有不少手札、日记存世，但是在他看来这些似乎只是为了记录信息，因此书写极为快捷，并不能很好地体现他个人的才情。全国地质资料馆所藏的报告中，时不时可以看到翁文灏的评语（如《直隶龙门县附近地质报告》）。这些评语由于是写给学生的，因此不仅措辞严谨，而且书写也非常从容，基本上体现出了翁文灏的书风。从存世材料看，翁文灏的大字意追颜真卿，同时受到了当时明贤学习颜真卿书法的影响，因此，又有翁同龢的笔趣，甚至有些时候，还有和赵古泥书法暗合处。他的小字似乎更多掺入了苏东坡的意趣—当然了，不论大字和小字，他的书法在当时都有一定的辨识度，实际上即便从今天，纯粹站在书法史的角度看，翁文灏的书法都是非常优秀的。当我们翻开《翁文灏著述目录》，他的论文、专著逾数百（含未刊），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明是这样一位高手，却没有多少专门的书法作品传世—这或许因为在翁先生眼中，和地质事业相比，“游于艺”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吧。
    和丁先生、翁先生相比，章鸿钊先生的书法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章鸿钊字演群，后改为爱存，笔名半粟，生于浙江吴兴县。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地质科学史专家，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章鸿钊一生著述甚丰。在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发展史、地质调查史和地质科普等领域内发表大量学术著作，同时在数学、历法、哲学、诗词歌赋乃至文字学等方面均有研究与著述。章鸿钊的书法，早年和大多数受私塾教育的学子没有太大差别，基本上属于馆阁书风。但是，在清末民初，“进入20世纪，碑学逐渐取代帖学，成为书坛的主流”（沃兴华《中国书法史》），“碑学”大兴，对经典的“帖学”一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甚至“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这股洪流，从精英到平民，引发了深入的变革。章鸿钊的书法，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这批报告中章鸿钊的批语可以看出，青年阶段之后的章鸿钊，已经由书风类董其昌那种秀气，步入到像赵之谦那样的碑体行书，而且写得更为轻松—实际上我们从章鸿钊晚年的作品可以知道，章鸿钊晚年的书法又回到了帖学一路，因此，中年的章鸿钊书法，既是锐意向碑学的靠拢，又是无意间的碑帖结合，在泼辣中蕴含着烂漫的气质，在豪放里体现出精微的笔触。而事实上，晚年的章鸿钊回到帖学一路并不是偶然。康有为晚年也曾说：“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鄙人不敏，谬欲兼之。”对于一生鼓吹碑学的康有为来说，晚年“谬欲兼之”，或许是出于碑学自身向前发展的需要。
    此外，有些报告的书法尽管并不能完全视作书法作品，甚至有些报告的书写者并不能算得上高明的写手，但放在近代这个特殊的时间段，也非常值得留意。此处暂举数例。
    比如《门头沟附近地质报告》，这个报告是当时叶良辅完成的。叶良辅（1894—1949），字左之，浙江杭州人。他1913年考入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16年以优秀成绩卒业，进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1920年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仍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后曾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7年任广州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5月杭州解放，任浙江大学地理系主任。叶良辅的书法风格内敛—也许是由于书写并不太熟练的缘故，但依然可以看出他在学习唐人法度的基础上，似乎还有对魏晋人格调的追求。
    再比如谢家荣完成的《直隶龙门县附近地质报告》。谢家荣(1898—1966)，字季骅，生于上海。1913年考入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16年卒业，毕业后进入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1917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地质系、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留学，1920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继续服务于地质调查所。1927年任中山大学地质系教授、两广地质调查所技正。后赴德国考察进修。1930年后，历任地质调查所技正、清华大学地质系教授、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湖南江华矿务局总经理、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总工程师、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0年后，历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计划处处长、地质部总工程师、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顾问、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副所长。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或许由于谢家荣先生较早走出国门且长期受到专业的教育而在书法上留意较少的缘故，此外，也不排除由于他在国外长期的钢笔书写，导致他的字技法稍显简陋。实际上，20世纪初，影印的发达和钢笔的传入，恰好构成了书法发展的两股相反的力—随着钢笔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普及，大众的毛笔书法的水准每况愈下。这种情况在谢家荣身上，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三河蓟县间地质实习报告》出自徐渊摩之手。徐渊摩（1894—1968），字厚孚（亦有作厚甫），江苏武进人。早年就读上海南洋中学，受丁文江熏陶，报考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16年卒业。1924年协助竺可桢筹建东南大学地学系，任教授兼系副主任。1928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在上海成立，担任秘书，协助所长李四光工作，兼做研究工作。1935年前后在位于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任职。抗战期间，辗转至西南，1940年开始在昆明前资源委员会办事处工作。50年代初期担任地质部武汉地质学校校务主任，其后调长春地质学院任图书馆馆长。该报告字迹秀美且颇见才气，轻松的用笔，似乎得益于他对隋唐小楷的学习。
    谭锡畴（1892—1952），字寿田，河北吴桥人。1916年卒业于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后入地质调查所任学习调查员，后任技师、技正。20年代初，在山东蒙阴县发现大量保存完好的恐龙、鱼类、昆虫、叶肢介和植物化石，从而奠定了中国白垩纪地层研究的基础。1924年，编制了第一幅1:1000000地质图—《北京济南幅》。1933年以后，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先后在多所高校任职。解放后，先后担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地质勘探局局长。《南口地质实验报告》便是他当时提交的作业，他的报告非常真实地展示出了当时盛行的馆阁书风。他以欧阳询为根基，力求书写规整、秀美，尽管谈不上出色，但也并不使人感到乏味。作为实用的书写，能达到这样的美观程度，也一定通过了长期、有目的的训练。
    《斋堂地质报告》在这些报告中，书写属于中上水平。作者祁锡祉(生卒年不详)，号松坪，河北永年人。1913年至1916年间，入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学习，1916年肄业。祁锡祉的报告在书写上似乎并不是那么熟练，但是他取法颜、欧，对两家做了综合，使报告看起来笔笔不苟，美观大方。
    当然，我们无意苛求每一位地质学前辈都要具有相当的书法功力，毕竟每个行业对于社会的贡献角度是不同的。和他们在地质学上的贡献相比，这里的褒贬或许显得吹毛求疵了。应该说，这些书写整齐、批注繁多的报告，反映了师生摒弃旧式读书人安坐室内、鄙视劳作、轻视实践的旧观念，以及在“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准则的要求下，注重野外能力锻炼的新理念。对于这些报告，我们本应从科学的角度进行审视，但是从书法的角度上看，他们的价值也不容忽视。一方面，这些材料，或者说这些书写者都可以看作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切片：他们中，一部分人参与到了轰轰烈烈的碑学运动中，这些人的书写比职业化的书家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当时非常优秀的书法家；也有一部分人，承袭了馆阁书风，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当时社会书写的普遍面貌；同时，还有一部分人，或许受到钢笔等书写工具的影响，对毛笔的书写没有太多的掌握，甚至技法简陋、格调不高，反映了近代书法笔法日渐简陋、衰败的趋势。但无论如何，地质前辈们治学严谨、刻苦努力、全心为国的精神，对于当代的年轻人而言，何尝不是一种精神的动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