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强
时间：2018-06-15 09:30:00 | 来源：中国书画
于右任 行草书诗稿 纸本
释文：徐庚而还至射洪，划开时代变诗风。不为四杰承余縟，自是初唐一大宗。公子岑歌英气在，老儒家世古文通。深惭四十年前句，犹在先生记忆中。于右任。
钤印：右任（朱）
由于策划展览之故，笔者对于于右任书法方面的学习较之以前稍有深入。以前只是笼统以为于右任的贡献在于开拓碑帖结合的新境和推广“标准草书”。现在看来，虽然还是这两个主要方面，但是于右任从早期魏楷、魏行主体风貌跨越到草书的推广引起我的关注。这个跨越到后期，随着“标准草书”推广日进，而表现得愈加突出。
究竟是何原因，促使于右任书写关注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和跨越？
《百字令》是于右任书法作品中很有意义的作品，世传有两个版本，其正文中分别写道：
草书文字，是中华民族自强工具。甲骨而还增篆隶，各有悬针垂露。汉简流沙，唐经石窟，演进尤无数。章今狂在，沉埋久矣谁顾！试问世界人民，寸阴能惜，急急缘何故？同此时间同此手，效率谁臻高度？符号神奇，髯翁发见，秘诀思传付。敬招同志，来为学术开路。
草书重整，是中华文化复兴先务。古昔无穷之作者，多少精神贯注。汉简流沙，唐经石窟，实用臻高度。元明而后，沉埋久矣，谁顾？试问世界人民，超音争速，急急缘何故？同此时间同此手，切莫迟迟相误。符号神奇，髯翁发见，标准思传付。敬招同志，来为学术开路。
文中所列表现着这样的事实：一、甲骨、篆、隶、汉简、唐经等，在人们的学习传播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二、章草、今草、狂草，没有得到人们的较多关注，发展得不理想；三、敬事惜时，提高效率，通过多途径促进社会发展、国人自立；四、草书符号，简约美观，是民族自强的工具。这些事实里面比较清晰地传达着一种于氏推行“标准草书”的权衡逻辑。由此展开本文，并概称为“标准草书”的书写权衡。
对于“标准草书”而言，书写权衡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标准草书”的提出是从更深意义的层面构建的理论现实；二是“标准草书”的推广是草书“标准化”过程中遇到的实践现实。
于右任 草书五绝一首 纸本
释文：修稧心情异大王，兰亭觞咏亦寻常，题诗昭造全人类，为汝今朝袯不祥。曼青老弟，于右任，四十年九月。
钤印：右任（朱）
一、改革汉字和保存国粹的理论现实
改革汉字和保存国粹的理论现实，实际上是“标准草书”从理论方面具备推广发展的现实。
有研究者这样写道：于右任的“标准草书”作为汉字简化的备选方案，显然带有妥协、折中的特点。他同时兼顾了两个方面，第一，它照顾到了钱玄同等激进反传统主义者的要求，切实对汉字进行了简化。对于普通民众，掌握标准草书需要较为复杂的学习；对于对书法艺术不太陌生的知识分子阶层，掌握这些符号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它可以在平时的日常书写中迅速熟悉，既可以习得草书的写法，又可以接受经典大师的草书艺术的熏陶，也就是既可以快，又可以美。第二，它抚慰了文化民族主义者保存国粹的强烈情感，“接受我国数千年的文化而使之发扬光大”。
当简化汉字成为改革汉字的最后呼声，于右任“标准草书”依据当世所需做到了几点：
1．简化汉字，以应书写便捷之需，节省时间，增加为事程效。
中国汉字字体的发展经过很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形成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几种不同字体体式。每种字体的发展和变化皆是应时、应世所需而发展，总体上看这种发展趋势是沿着简约便捷的方向在进行。即便到了鸦片战争之后的时代，文字实用发展的便捷特性依然如此，只不过随着带有工业化特色的西方价值观的冲击，几千年积淀而就的民族农耕观念遭受颠覆性的压力。这种状况反映到文字发展上来，也表现出无法克制的冲动和不计后果。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写道：“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随后，傅斯年、瞿秋白也持有此观点，直到20世纪30年代，鲁迅在《汉字和拉丁文》一文中还这样写道：“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如此，对于汉字的态度在当时形成一种政府和民间相对广泛支持的汉字改革运动。简化汉字在这场运动中，成为承载中国文化的最后选择。于右任曾参与到汉字改革中来，他提出的“标准草书”类似于汉字简化的备选方案。
于右任曾说：“我之作书，初无意于求工。始则鬻书自给，继则以为业余运动，后则有感于中国文字之急需谋求其书写之便利以应时代要求，而提倡标准草书。”
他在《标准草书与建国》一文中写道：“民国以来，国内学者多注意于文字之改革，有提倡注音字母者，有提倡简字者，且有提倡国语罗马字者，其用良苦。盖皆以为处此大时代中，若没有优良简便之文字，以为人类文化进展的工具，便不能立足于大地之上。”
文字简约便捷的发展方向，是应实用所需的发展方向。即便没有人为干预，它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只不过顺其自然发展阶段的时空之限会显得更为漫长。民国时期的这场汉字改革运动，是思想观念领域的交锋在文字领域的局部表现。“标准草书”于右任称为“优良简便之文字”，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心声，从时代所需的角度具备了存在和发展的可能。
2．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载，汉字本身所传达的意义已经超越汉字本身。在一些新文化运动推动者的眼中，旧观念是顽固的野蛮的，国人自强，必先整饬观念，形成“废除汉字—消弱国粹—抛弃旧思想”的观念逻辑。在一些文化民主主义者眼中，却是不具备这种全盘否定的愿望和冲动，他们对传统文化充满感情。
1931年于右任在上海发起成立“草书社”，1932年于氏便将“草书社”更名为“标准草书社”。“草书”作为一种书体并不完全具备常人观念中的通用性，更多的是一种渲情之具。在“草书”前面加上“标准”，是在加强“草书”作为文字，本身所具有的通常实用性，同时亦是对当时“唯科学主义”观点在书写领域的追随和响应。看似简单的更名，里面所蕴含的“简化汉字（标准草书）—国粹—民族自强”的观念逻辑以及于右任之后所要致力的方向已经昭然。或许于右任在当时自己所擅书体中找不到以应文字变革之需的要素，而提倡“标准草书”，这却是基于更深的意义和更高远的情怀。与建立“标准草书”体系，传承国粹，进而促进民族自强相比，前期所擅长的楷书、行书的书写远不及推广“标准草书”更具有现实意义。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促使于右任书写关注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和跨越的基本原因。
远在秦朝就曾有“书同文”的推行。这是中国文字发展历史上的首次统一，是从政府层面的国家政策，强制推行大家必须遵循，是应秦朝统一以来政治发展所需。“书同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统一思想、观念，便于国家管理。于右任所提倡的“标准草书”，在形式上具有“书同文”的某些特征，但他是凭借一己之力和有限的拥趸者发起推广，难度可想而知。但从民族自强的观念出发，推广“标准草书”的意义不可小觑。它是从东、西方观念交锋角度以己“自强”而“自立”，通过推行“标准草书”以保存国粹，进而促进民族自强。
3．即便不是针对草书艺术的发展而来，“标准草书”的推广在促进草书艺术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很明显的贡献。从汉字的文字功用上看，与草书作为文字的使用所蕴含的现实意义相比，草书作为艺术的使用所蕴含的现实意义要小得多。但“标准草书”作为实用文字的推广在“草书”书体发展式微的当时环境下有着积极的重振意义。清末以来，随着碑派书法的崛起大盛，原本此前绝少人关注的草书，现在更加乏人关注，碑派书风在与草书以外的书体的交集中，都有所发展。譬如赵之谦，他在正、行、篆、隶诸体上真正开启全面学碑的典范。于右任作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碑学书家，他在楷书、行书上的学碑成就足以开启一个新境。他在学碑的深厚积累中，乘“汉字改革”之需，托“标准草书”之途，实现草书的复兴，从草书角度开启学碑的典范。
如从当下看来，当时“标准草书”具备推广发展的理论现实好像不切实际。在场的语境感受才最真切，时过境迁，很多细节已经不可重塑，当下认为再不实际，可在当时就是切实的客观存在。从于右任的行动中可见，“标准草书”就是其从改革汉字角度，保存国粹，促进民族自强的最理想的理论现实。这个现实是其政治抱负通过文化方式进行的明确体现。
于右任 草书天开大利五言联 纸本
释文：天开无际色，大利及人群。曼青老弟法正，三十九年七月，于右任。
钤印：右任（朱）?太平老人（朱）
二、实用和艺术的实践现实
于右任在《标准草书自序》中写道：
隋唐以来，学书者率从千文习起，因之草书名家多有千文传世，故草书社选标准之字，不能不求之于历来草圣，更不能不先之于草圣千文。一因名作聚会，人献其长，选者利益，增多比较；一因习用之字，大半已俱，章法既立，触类易通。斯旨定后，乃立原则：曰易识，曰易写，曰准确，曰美丽，依此四则，以为取舍。字无论其为章为今为狂，人无论其为随为显，物无论其为纸帛、为砖石、为竹木简，唯期以众人之所欣赏者，救灾供众人之用；并期经此整理，习之者由苦而乐，用之者由分立而统一，此则作者唯一之希望也。”
“标准草书”的原则“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实用上讲究“易识、易写、准确”，艺术上讲究“美丽”。实用和艺术相结合而以实用为主旨。这是“标准草书”推广的实践现实。
1．“易识、易写、准确”的实用标准
“易识、易写、准确”是“标准草书”推广的实用标准，也是“标准草书”作为一种汉字格式的存在标准，是对于字体的共性规范。“标准草书”如何实现这些共性规范呢？“易识”需要“范字”符号在选择上要统一通行；“易写”需要“范字”笔画简练，方便省时；“准确”要求“范字”要有出处，不能主观臆造。在“范字”的初选阶段，共计收集前人草字单字达到六十万个之多，这些单字多选自于《急就章》《月仪帖》《十七帖》《书谱》《自叙帖》《大观帖》《楼兰文书》等等。通过如此大范围的比对收集，以保证“标准草书”在推广实用时做到“易识、易写、准确”，让参与者乐于接受。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认知，觉得“标准草书”就是于右任的草书。实际上，从于右任的言语、行动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于右任一直在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推进建立“标准草书”的共性规范。他创建“标准草书社”，通过不同的途径来推广：一方面通过出版《标准草书》进行推广。1936年，《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集字双钩百袖本）由上海汉文正楷书局印行。随后至于右任逝世前，三十多年中对《标准草书》进行数次修订。还有，就是于右任的弟子、再传弟子的传播推广。最为重要的是，于右任通过自己的书写进行的传播。有研究者做过这样的统计，将标准草书社建立后于右任有纪年的书法作品进行编年，发现自1932年至1935年，统计有纪年的书法作品24件，书体中楷书、行书、行楷有16件，行草书6件，草书2件，行草书和草书占比达到33%。1936年至1964年，统计有纪年的书法作品361件，书体中楷书、行书、行楷有9件，行草书25件，草书327件，行草书和草书占比达到97.5%。而这个占比，在其1918年至1931年有纪年的71作品件品中为零。
他寄希望参与者以文字实用的角度参与到“标准草书”的推广运动，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于草书艺术的留恋和欣赏。
“标准草书”实用规范推广的最佳时机在于当时汉字改革的时机。在随后的实用中，体现不出汉字实用的有效性时，人们便会逐渐减少对它的关注。既往，书写是汉字推广实用的有效途径，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书写传播的有效性一如明日黄花，辉煌不再，它的实用性已不再是人们的最终关注。
那究竟什么是现在人们的最终关注？
2．“美丽”的艺术标准
“美丽”是“标准草书”实用推广中的艺术要求，也是“标准草书”作为含有艺术特色内涵的存在标准，是立于共性规范基础上的个性要求。它与“易识、易写、准确”共行共存，而又能于后期高于“易识、易写、准确”而获得发展。即如人们对于“标准草书”的认知，由共性规范转化为对于“草书”艺术化的个性认知。不仅是后来人，在当时很多人也是这样的认知，1946年于右任参加一个新闻记者联谊会，当时很多人向他求字。于右任当时说，我提倡草书是为了给国人提供一个省时而有效的革命工具，各位只是把我的字视为珍宝，而不使草书运动普遍化，就与我的心愿大相径庭了。于右任一直强调和推行的是“标准草书”，但是人们对于于右任草书的认知热情比对“标准草书”的认知热情要高得多。想来，不是大家不关心时事发展、民生要务，而是草书作为书体的存在特性，草书在书写中实用和艺术的实践现实，即便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都未曾发生实质变化，在随后的时日，更难能有所演进和作为。
从现在看来，“标准草书”推而未至于广大，而于右任草书艺术却被大家广而接受，原因在于其实用和艺术的实践现实随着在场语境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实用渐弱的发展背景下，“美丽”的标准依旧吸引着大家对于于右任草书的关注，进而逐渐将“标准草书”等同于于右任的草书艺术。这实实在在违背了于右任的推广初衷，但却顺应人们对于民主、自由的向往和追求。
于右任 行书再题王觉斯诗卷 纸本
释文：再题王觉斯诗卷。予民国十一年题王觉斯诗卷云（余二十年出命至孟津见一高坟，视之，则王觉斯葬处也，因题诗曰）：孟津河畔草迷茫，下马荒坟吊夕阳，吕史当年俱殉国，待公泉下见高皇。（云云……四十六年九月，此卷又为日人所藏，以赠叶公超部长，因再题诗如下：雨洗风吹耐尔何，漂流万里复来过，白头阅尽人间劫，再写乾坤正气歌。）偶忆旧诗录之。四十六年，于（押）。
钤印：右任（朱）
三、书写权衡的当下意义
再回到本文的标题《“标准草书”的书写权衡》，可以说“标准草书”是一种方式，是导引于右任实现政治抱负的文化方式。
于右任曾说：“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余事耳。”
对于于右任来讲，书写权衡是一种格局，一种从大处着眼的格局。救民济世之志，加上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在没有遇到更好的施展机遇时，退而以文化的方式推行，在现在看来还是收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即如上文所析，于右任中年学草，始逐渐摆脱前期的楷书、行书的创作束缚，比较彻底地转向草书创作，是其文化自觉、自醒，与实现政治抱负的某些因素让其作出了如此决绝的选择。“标准草书”就是于右任的书写权衡，大则可以复兴中华文化，促进民族自强，小则可以振兴草书艺术，挽当时草书艺术发展之衰。
于右任“标准草书”的推行方式是一种理论先行的方式，即如上文的分析，基于汉字改革和保存国粹的理论现实，在标准草书社建立后的岁月里，于右任大力推广，并在实用和艺术的实践现实中实现对于草书艺术的振兴。
基于对于右任先生的崇敬，以及于右任留及后世的文化财富，所有有关的叙述都显得不够分量，甚至感觉到那些有关的叙述都显得如此多余，因为现世的客观存在已经足以表明既往的事实。
回到当下，我们以现在的视角来审度，书写权衡似乎依旧是实用和艺术的权衡。多少书家，数不清的作品，还有大家认为已经实现了的书写理想，放在如今的现实，让多少参与者存有些许彷徨。现在的书写实用亦非既往之实用，而书写之法却依旧是既往之法。当然，即成的“五体”完法是书写所要依凭的共性“法”，既往的很多书家，多以已“意”而立己 “法”，构成几千年书写的历史长河。如今，我们面对的不是纠结于是依照旧人，以已“意”立己“法”，还是寄希望于新字体的产生，书写以成“法”，而或是置其于不顾，生死自了，而是从众多书者的实践可以看，我们要面对的是如何用好已成的“法”。就好像是我们如何要把握好置身于其中的自然、协调好对于自然的已有认知，并促进对自然的新认知。时空变化了，认知的方式就会变化，这是人类意识对于自然理解的灵活性。人类的诸多行为实际上是对自然认知的表达，有些行为太过日常，有些行为则表现得非常新颖。
书写权衡，是书写观念的权衡，同时也是通过书写认知自然的权衡。书写是人类对于自然认知的已有表达。既往的书写适用于日常，实用的发展趋势是简约、方便，字体发展的脉络足以说明简约、方便的过程。而当实用性消弱乃至消失，字体发展怎样存亡？这要取决于书写是否能够继续适应人类认知自然的需要，并能够发展成为适应当世人对自然认知的表达。这已足够清楚地说明，书写所步入或即将步入的阶段，它所具有的特征或将具有的特征与其他时期的特征真的没什么两样。
（作者单位：中国美术馆）
责任编辑：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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