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开诚
我从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后,即留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直至1994年调离北大,仍在校内兼职,主要是指导博士研究生。在将近四十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我在学术方面的一个特点是方向多变。在大学就读期间,我本来对美学和文艺心理学比较感兴趣,为此几乎投入了正课以外的全部精力和时间。但在我毕业留校时,却被指定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1959年我改任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员,并以《楚辞》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此项研究工作一直进行到1965年。1971年大学恢复招生,我先被分派到新闻专业讲授“新闻写作”;两年后又被分派到古典文献专业继续研究《楚辞》,并开设几门与古代典籍有关的课程。从1978年起,我又自作主张重新捡起了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并在文学专业开设文艺心理学选修课;此项研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之末。其间又因有关方面的邀约,撰写了一些关于中国书法、京剧、电影、电视剧等的研究文章。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工作需要,我又将教学和研究的重点转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北京大学系统讲授的最后一门课程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我撰写学术文化随笔也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1994年调离北大之后,虽然仍在校内有三项兼职,却已经没有时间从事繁重的学术研究、撰写学术论著了。但由于积习难改,不能忘情于学术,所以在工作之余常常写一点随笔、杂说。
我的研究和著作方向如此多变,所以我认为自己虽是一个学者,却不是一个专家。我又思考自己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人,主要并非由自己的选择,却似“命中注定”。但我在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实践中,却又感到“命中注定”未必不好,因为多变迫使我一再闯入新的领域,要求尽快学到新的知识和理论;而各个领域的知识理论又大可融通,使思维更新,触类旁通,多有感悟。所以我在一张条幅中曾写过这样两句话:“处处有学问,要在观其通。 ”这当然决不是“夫子自道”,只不过是聊以自励而已。
我从大学毕业至今已将近五十年,但实际的著作生涯只有30年。30年中我总共写完并出版了30部书,其中有15部是个人独著的,另外15部是与人合著的。
(注:此文写于2004年)
选自《中国书画》0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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