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董其昌 昆山道中图 18.7×57cm 金笺墨笔 上海博物馆藏

晚明时期，朝廷腐败混乱，官宦横行，党争激烈，再加上农民起义、后金崛起，王朝危机四伏。政治不举，文人士大夫处于党争的漩涡之中，动辄难逃其咎，而民众内心深处迫切需要某种思想乃至信仰的指挥与引领。

唐宋以来，禅对文艺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成为了反传统、反思想统治的重要因素。禅宗这种“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佛性平等理念，不仅拉近了众生与佛的距离，使得处于极端不平等的阶级社会中的现实普通民众心有所依，在重视个体修养的文人士大夫那里更容易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禅悦已近乎成为晚明文化生活中一个独特的流行方式，继之而起的是一种力图冲破传统桎梏的新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

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家王阳明以心为天地宇宙万事万物主体的“心学”思想的提出，无疑给文人士大夫以巨大的精神支持与动力，启动了个性解放的思潮。“心学”已然成为明中叶以来的巨大的浪漫主义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可谓是上升到了“显学”的高度。

以李贽为代表的“童心说”肯定人的欲望，要求个性自由，把明代个性解放思潮推向高峰。李贽思想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也焕发着唯物主义的理性光辉。在独尊孔孟之道的封建社会时代，敢于对儒教及其历代代表人物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对明朝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进行了无情揭露，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意义。他在《童心说》中说：“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在“童心说”中，李贽直探本心，反对虚假的人格，揭示童心的真谛，承认人的个性特点不同，认为人的存在不论私心与欲求，都应当各得其所，各尽其才，都应当顺应其自然之性，追求一种自然之性，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

公安三袁为主体的“公安派”文学团体主张抒一己之性灵，以清新自然之文风一扫文坛剽窃摹拟之习。袁氏“性灵说”以禅宗的心性学说为理论依据，反对承袭，主张“独抒性灵”，主张通变，主张不拘一格，“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积极追求自我价值，强烈要求个性解放，希望率性直行，任性而发，阐述对人性、人情的哲学思考。

显然，明代文艺思潮中的童心说、性灵说不是突然产生的，这些具有主观唯心论属性的学说是以佛学尤其是禅宗的理论做为逻辑起点的。所以，心学同强调“自性”并主张发挥“自性”的禅学的暗合，使得心禅之学愈来愈盛。以至于，晚明时期，不问世事的士大夫文人心契禅学，终日游戏禅悦，将禅学之思发于言，发于书，发于画，朝野上下，一时风气。

[明] 董其昌 高逸图 89.5×51.6cm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平时，董其昌不仅自修禅理禅法,还常与禅师有直接交往，如达观、憨山等交流探讨，参究宗门要义。除此之外，董其昌所处的人文环境及其美学思想的形成，除了与禅风有关以外，与以下一些思想主张也不无关联。

受社会风气影响，董其昌既接受着儒家教育，同时又接受道、佛思想的熏染。据记载，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秋，董其昌乡试落第，于归舟中参省佛家“悟境”，心仪王阳明心学；32岁，读《曹洞语录》，悟著文之宗趣。《画禅室随笔》卷四记载：“余始参竹篦子话，久未有契。一日，于舟中卧念香严击竹因缘，以手敲舟中张布帆竹，瞥然有省，自此不疑，从上老和尚舌头，千经万论，触眼穿透。是乙酉年五月，舟过武塘时也。其年秋，自金陵下第归，忽现一念，三世境界，意议不行。凡两日半而复，乃知大学所云，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正是悟境。不可作迷解也。”董其昌早年与禅结缘为他的交游范围与交际圈，为他今后的美学旨趣埋下了伏笔。

——《中国书画》杂志2011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