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

本次研讨会中，既有综述性质的发言，也有针对具体个案进行深入研究的案例。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王祎在会议上对《石渠宝笈》著录碑帖善本的情况作了宏观性的描述。他指出，在《石渠宝笈初编》里，收入的主要是宫廷所藏法书、名画，除《怀仁集王圣教序》一件之外，并未收入碑帖。在编辑《石渠宝笈续编》时，宫廷开始重视碑帖善本的价值，并将之作为单独的门类，收入了摹刻的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皇帝御笔书帖（即“三朝宸翰法帖”）、乾隆御笔书帖（“皇上御笔法帖”），以及清朝立国前的历代墨刻、传拓碑帖善本（“列朝旧拓法帖”），清宫摹刻的摹古法帖和大臣书帖（“本朝摹刻法帖”）。“列朝旧拓法帖”以“开皇兰亭两种”为首，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对宫廷所藏碑帖进行了整理罗列。“本朝摹刻法帖”中，摹古法帖以《三希堂法帖》最为著名，“收大臣书帖”则有张照、汪由敦书帖。由于《石渠宝笈续编》收录了清立国至乾隆朝宫廷收入的碑帖，《石渠宝笈三编》则主要收入了嘉庆朝入藏宫廷的碑帖善本，其中包括宫廷、大臣们镌刻的一些法帖（如成亲王永瑆书《诒晋斋石刻》、刘墉书《清爱堂石刻》等），且体例依前。从贮藏地点上说，《石渠宝笈》著录的碑帖善本相对分散，而《石渠宝笈续编》著录的碑帖善本大多集中于懋勤殿，《石渠宝笈三编》著录的碑帖善本则主要集中于延春阁等处。王祎指出，通过对《石渠宝笈》著录的解读，可知清代宫廷收藏的碑帖，在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盛，其中不仅有历代名帖（以宋拓居多，且名帖多复本），还有清宫摹刻的法帖。同时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考察，可以引发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如清宫收藏的碑帖著录、贮藏地、流散情况的研究，清宫藏碑帖的考订、鉴别，清宫考鉴意见与后人考鉴意见之比较，等等，而对《石渠宝笈》的深入解读，是其中重要的环节。

[晋]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 24.5cm*69.9cm 纸本故宫博物院藏

　　当然，本次会议中更多则是针对经《石渠宝笈》三编中著录过的法书碑帖个案的探讨。例如，《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中涉及到三个《小字麻姑仙坛记》版本（《唐拓麻姑仙坛记》《宋拓晋唐小楷本》《旧拓晋唐小楷本》），香港中文大学副研究员何碧琪通过借用生物学“亲缘关系”“系统演化”谱系树（phylogenetic tree）的概念，对这三个本子做了比对研究。首先，何碧琪对《小字麻姑仙坛记》的来历、流传和自宋代以来学人对其的评价进行了梳理，认为《石渠宝笈》所涉及到的《唐拓麻姑仙坛记》并非早期拓本，而是根据漫漶的“南城断本晚拓”修缮刻成的明中后期翻本，“晋唐小楷本”则是根据已损字的“南城本”翻刻而来，其年代亦晚于“南城本”。由于《小字麻姑仙坛记》本身即非出自颜真卿之手，而清高宗所宝爱的《唐拓麻姑仙坛记》又去“南城本”面目益远，那么，我们就不能仅仅根据文献记载来断定清高宗的小楷受到颜书影响的程度究竟是什么样的。何碧琪的这个结论，对于我们研究其他书家书风的来源、变化具有启发性意义。

　　故宫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许国平则根据版本比对、互证，对肃府本《淳化阁帖》的时代进行了探讨，同时对《石渠宝笈续编》著录的“宋拓《淳化阁帖》”作了指认。所谓“肃府本”，即“肃王府遵训阁本”，故宫博物院藏有肃府本《淳化阁帖》七种（甲、乙、丙、丁、戊、己、庚本），经比对、互证研究，许国平认为：故宫藏甲、乙（清宫旧藏本）、丙、丁、己、庚六本为“肃府本”。其中甲、乙、丙、丁四本分别为明拓本、清初拓本、清康熙拓本、清乾隆拓本；己、庚两本至早为康熙时拓本，至晚为乾隆时拓本；戊本不是肃府本，而应为薛氏刻《淳化阁帖》。也就是说，“肃府本”实际由六种不同时代的拓本构成。同时，根据《石渠宝笈续编》的著录和诸多拓本的比较，许国平认为，故宫藏懋勤殿本《淳化阁帖》是《石渠宝笈续编》的著录本。清宫遗存的碑帖数量巨大，仅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就多达五千余件，许国平的研究，无疑为我们研究故宫博物院其他碑帖做了很好的示范。

被《石渠宝笈》著录过的善本碑帖，有一些后来不知去向。例如，《石渠宝笈续编》中著录的一册后来不知下落的元拓石鼓文，就引起了施安昌先生的注意。限于材料，施先生并未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太多描述，他更感兴趣的是乾隆皇帝对它的重视。我们知道，石鼓文自唐初发现至元代移至国子监太学，虽渐为世人了解，但其间并没有文献可以反映皇帝对它曾有足够的重视。到了乾隆时期，方予以优渥，同时还仿造出新的石鼓来。根据《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可知，此册元拓石鼓文及题写共十六页，弘历根据韦应物《石鼓文》中两句诗“喘息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为序，为每页进行编号。施安昌先生对拓本基本情况进行了描述，并对册中前人诗文进行了梳理，并对弘历的题写、臣工（和珅、梁国治、刘墉等七人）“恭跋”及印鉴作了统计，指出弘历对石鼓文的重视，既是因为石鼓是“象征宣王中兴的三代法物”，也是为了提倡“述古兴贤”“述古传今”“重道崇文”，借题发挥，陈述政见。同时，施先生也提出了一系列疑问，如此拓本是如何进宫、后来又流落到何处等，这些相关情况却一直不明，仅靠《石渠宝笈续编》的著录，还不足以对相关疑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自然，我们也期待着“这一元拓将有失而复出的时日”。

《石渠宝笈》三编中著录的碑帖善本，有些不知何时何故流落在外“杳无音讯”者，但也有失而复得者。研讨会上，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秦明对一件“二进宫”的《孔颖达碑》拓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考证，并对其是如何流向宫外进行了推测。《孔颖达碑》是著名的昭陵唐碑之一，其碑文对史料文献有补缺正谬之价值，前人对其亦有颇多著录、考证，此作虽非虞世南手笔，但不失应有的艺术价值。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孔颖达碑》拓本于嘉庆时入清内府，之前曾经徐淮、邵弥、杨宾等递藏，入内府后被贮藏于紫禁城建福宫延春阁（此谓“一进宫”）。延春阁所在的建福宫花园建于乾隆五年（1740），是乾隆皇帝钟爱的休憩之所，也是清宫贮藏碑帖较为集中的古建（但碑帖只是众多珍宝中比重极小的一部分藏品），嘉庆时被封存。1923年6月27日，建福宫花园一场神秘的大火，使花园连同珍宝一夜间化为灰烬。按说这本经著录的“宋拓《孔祭酒碑》”也应俱焚于此，但在1952年，朱翼盦先生后人却将该册连同七百余种、一千多件碑帖无偿捐赠，使其“二进宫”。秦明通过对此册中宝熙题跋的分析，认为此册当是1920（约）年流出内府，自然会逃过“那场神秘的大火”，后为朱翼盦购藏。其中原委，秦明作了多种分析，认为系“宫内人员监守自盗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对于这本“宋拓”，马子云先生也审定为“明中期拓本”。

　　（本文节选自《中国书画》杂志2015年第12期“研究”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