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6-04-10 09:30:00 | 来源：中国书画

    编者按：民国伊始，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旋即进入内忧外患、“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乱世”是民族之不幸，却往往是艺术发展的兴奋剂。比如魏晋之际的书法、五代时期的山水花鸟，民国又出现齐白石、黄宾虹两座高峰。“民国”离今天最近，我们似乎伸手可及，但民国美术仍值得深入研究发掘。本期的几篇论文都是关于民国美术的，虽然各自选题不一，但或观点新颖，论证严谨，或别开生面，引人深思。民国思想界在高唱“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时候，美术界也在进行一场中西之争。杭春晓的论文对陈师曾和北大画法研究会的关系做了深入严谨的探讨；张子谦的论文论述了中国画和西画的博弈结构及其均衡过程；刘巍对滕固的美术史学观尤其美术史学研究方法进行了严谨细致的论证。如果有人对齐白石的艺术产生质疑甚至不屑，那么只能说此人看不懂中国画或者意气用事了。但本期张涛的文章从史料运用的视角对齐白石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书旂可谓民国绘画的又一个案，胡光华对张书旂“现在派”花鸟画，尤其张书旂的创新进行了翔实阐述。

温和与激进：民初画学文化姿态的选择
——从陈师曾与北大画法研究会的关系谈起
◇ 杭春晓

    1918年12月，金城、陈师曾等出面召集北京画家，为访华之日本画家渡边晨亩举办招待会。关于中国画学研究会日后主要活动之一的“日中联合画展”，正于席间被提出〔1〕。对此，渡边曾回忆：“曩者大正七年冬间，先生与周肇祥、颜世清、陈衡恪等某某诸人，主唱中日艺术之提携。”〔2〕关于中国画学研究会与日本的关系，诸多学者如云雪梅、萧玮文等已有论述。本文未曾在意于此，而更在意：作为中国画学研究会更重要的活动，为什么会在这个招待会上被提出？招待会中，中日画家的中心话题是什么？为何会引出中日联展这样的提议，且受到在场者重视？限于资料，我们已无法还原这场招待会的“真相”了。但我们却可以细致辨析“中日联展”宗旨—“在政变多端、民心摇动之漩涡中，毅然谋美术之发展。对于吾人曩昔所提议中日艺术提携，极为赞成。因商及日本国同志，协同研究东洋美术，穷其蕴奥，藉以发扬神妙精华。”〔3〕中日美术提携的目的，在于发扬东洋美术，而于此处宣扬东洋美术之文化责任感，则很可能源自他们共同面对“西洋美术东渐”时所感受的压力。就此推论，当时中日双方坚持东方美术传统的画家们在聚会中，怎样面对西洋美术之汹涌来势而光大东洋美术，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而这个话题的产生，又可能与当时中国轰轰烈烈的五四革新思潮有着一定的联系。
    有趣的是，一个历史细节或许有助我们对这种联系的认识。1918年12月的这场宴会上，中方一位重要画家于此前两月经历了一场变故—他从北大画法研究会辞职，辞职的消息正是由竭力邀请他到北大的蔡元培宣布。蔡氏宣布这个消息的同时，提出了“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4〕。当然，陈蔡分手的确切原因，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就蔡氏批“名士派”而言，陈之离职与蔡之批评，似乎隐含着两种画学主张之间的某种碰撞。或许，有人认为此种推测有些言过，因为仅“辞职”而言，似乎不是一定要有这样的缘由方可。但联系陈师曾是此前半年蔡氏组建北大画法研究会最倚重的文人画家，以及陈氏当时的社会影响力，陈师曾未离北京而如此快速辞离北大，且蔡氏于其离去之际简单宣布消息并批评陈师曾所推重的画风，情况就不应如此简单了。

    陈师曾之于北大画法研究会的创立，堪称核心人物之一。有关此画会成立的最早消息，见于1917年12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的一则“校长公告”：“诸生有组织画法研究会者，可于本星期内，到文牍处报名。”〔5〕可能是面临寒假或别的什么原因，报名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年2月份。根据蔡元培1918年2月至3月与陈师曾的通信，我们可大致还原该画会的成立过程。2月4日，蔡元培书信于陈师曾：“师曾先生大鉴：日前承临校讲演，同人甚为感动。现在报名于画法研究会者，已有七十余人。拟刻期开办，惟会章须请先生审定，然后宣布。特嘱会中临时干事陈、狄二君请教。务请指示一切，为幸。”〔6〕从1917年12月至1918年2月，北大学生陆续报名参加画法研究会者七十余人，然画会宗旨尚无，可见该会并未正式成立。然此时画会已有临时干事陈、狄二君〔7〕，并开始请校外专家演讲，显示出画会作为学生兴趣小组已见雏形，只是尚难称为具有明确主张的画学团体。然此种局面可能因为陈师曾讲演产生的反响而得到改变，所谓“同人甚为感动”而“拟刻期开办”，正显现了陈师曾之影响。也正是因为这种影响，故而“会章须请先生审定，然后宣布”。此函托交陈、狄两人送交陈师曾，由于陈、狄两人不知师曾住处，故未能面呈，仅托邮寄送达此信及画法研究会简章〔8〕。陈师曾接到邮寄之简章及信函，于第二日（3月5日）复函：“鹤庼先生执事：日前奉读来示，并画法研究会简章草案一通，其中所规定各项，大概不出乎此。惟此会研究画法，非与教室授课可比，近于通信教授。所谓导师者，须先指定数人，如章程所划分类，不仅学者分别学习，而导者亦须分门担任指导。而指导之方法，既不能如教室之详切精密，应如何办法始可餍学者之望，促进步之发达，如章程第三条所言方法，虽大致不外乎此，而所以行之者，似宜先指定导师数人，预为商榷一切办法，然后可资进行。京师人文荟萃，想不乏人。如有丹青妙严，集合讨论，走亦得追随其后，受益不浅也。谨抒鄙见，惟察夺是幸。”〔9〕对陈师曾的意见，蔡元培是积极配合的。他在2月8日给陈、狄两人信函中写道：“陈狄两君鉴：陈师曾先生已有复函，送去一览。函中所称别延导师云云，愚已函告陈先生，请其介绍数人。并拟于十八日以后，专请导师开会一次，讨论简章。”〔10〕蔡元培接受陈师曾建议，在校外聘请导师，并将这种选择权交于陈氏，可见陈师曾于此画会成立之始的重要作用。
    有关选择导师事宜约于3月初得到解决，并于3月7日在北大开会。次日蔡元培又函陈、狄两人：“邦济、福鼎二兄鉴：画法研究会诸导师昨已邀至本校商议一次，所议结果，别纸报告。请二兄按别纸各条与诸会员接洽（各条见本会通告第九号），并于某导师名下分配若干人，开单交来，以便函告各导师。又此等研究会，在本校课程以外，书法研究会导师，均尽义务，而画法研究会则否。然校中经费支绌，至多按讲演时间，照讲师例送修；而对于导师，尚觉太微。今拟由会员每人纳修若干于所隶之导师（外国大学有此例），以资补助（约每门以一元为限）。请与诸同人商之。”〔11〕此后，有关导师分配及经费问题约花费一月左右，画法研究会正式成立于4月中旬。为此，蔡元培曾专门撰文《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旨趣书》，中言：“科学、美术，同为新教育之要纲，而大学设科，偏重学理，势不能编入具体之技术，以侵专门美术学校之范围。然使性之所近，而无实际练习之机会，则甚违提倡美育之本意。于是由教员与学生各以所嗜特别组织之，为文学会、音乐会、书法研究会等，既次第成立矣。而画法研究会，因亦继是而发起。既承本校教员李毅士、钱韬孙、贝季美、冯汉叔诸先生之赞同，复承校外名家陈师曾、贺履之、汤定之、徐悲鸿诸先生之指异，会议数次，遂成立简章如左。”〔12〕
就上述分析而言，陈师曾于北大画法研究会的成立过程中，堪称与蔡元培同为核心人物，亦受到他的相当重视。甚至陈氏有关文人画的某些观点也渗透于蔡元培的《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旨趣书》中：“所欲请诸会员注意者，画有雅俗之别，所谓雅者，谓志趣高尚，胸襟潇洒，则落笔自殊凡俗，非谓不循规矩，随意涂沫，即足以标异于庸俗也。”〔13〕但蔡氏对陈师曾观点的接受，亦非全然不考虑自己的认识，故而于“画之雅俗”论后，他继而写道：“本会画法，虽课余之作，不能以专门美术学校之成例相绳，然既有志研究，且承专门导师之督率，不可不以研究科学之精神贯注之。”〔14〕蔡氏此处所谓的科学精神，在本质上与“名士派”相左，是一种“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像及田野风景”〔15〕，而这种“写实”的绘画观与陈师曾所谓“殊不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否则直如照相器，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艺术邪”〔16〕大相径庭。那么，为何这两种出发点上有所区别的想法，会成为蔡氏《旨趣书》中表面相统一的画会宗旨？

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

    其实，蔡陈之间的分歧尚不仅隐含于《旨趣书》中，就外聘导师而言，蔡氏虽请陈师曾全权处理，但他也自己聘请了徐悲鸿。有关徐悲鸿入北大之事，已有学者专门论述，不再赘言〔17〕。此处，笔者更在意徐悲鸿在陈师曾、汤定之等传统派画家眼中，是否有资格成为导师。就当时情况而言，无论年龄、资历抑或画风，将徐氏并列于陈师曾、汤定之、贺履之而为导师，似乎并不恰当。而徐氏成为导师，似乎亦曾招来非议。徐氏于其《中国画改良论》一文附录中曾对此有所自辩。就此看来，徐氏之名列导师，应非陈氏之意。那么，陈、汤、贺等颇具资历的传统派画家，为何能容忍徐氏与其并列为导师？对此，笔者认为这种“接受”与蔡氏在《旨趣书》中对陈师曾观点的“接受”，性质相似—为了合作而相互有所让步。或可以这样说，蔡、陈两人为了共同的建会目标，采用了消解对立、相互融合的方式进行合作，并以此为基础共同完成了北大画法研究会的组建工作。
    但这种暂时的调整、合作，在具体工作中还能否持续，足以令人怀疑。虽然现在没有直接证据说明陈蔡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但一个在画会成立之初有着如此作用的核心人物，在画会成立半年之后即提出辞呈，而蔡氏似乎也没有什么挽留，只是在一次演讲中附带宣布：“除此以外，余欲报告者三事：（一）花卉画导师陈师曾先生辞职，本会今后拟别请导师，俟决定后再行发表”〔18〕。似乎暗示了上述“暂时合作”发生了某种转变—需知，当时一位教授的辞职，对校方而言应该是影响巨大的，校方反应者亦应然也，尤其是陈师曾这样具有影响力的画家。反过来考虑也应一样，如此直接参与组建工作的教授，一般也不会在如此短时间内提出辞职〔19〕。而且，如果不存在什么其他原因，这样重要的教授短时间内辞职，会如此平静地被蔡元培接受，也是令人费解的事。陈师曾家学显赫，在当时画坛影响甚大。如果我们将他从北大辞职对比1923年他从北京美专辞职，我们就会感到他从北大辞职之事，平静的表象下可能隐含着他与校方的某种分歧。1923年陈师曾从北京美专辞职，缘于1923年5月北京“国立八校”因为教育部欠拨经费，决定联合提前学年考试。而北京美专师范科一年级学生请求不参加提前的考试，时任北京美专校长的郑锦将此申请提交“八校”校长联席会上商讨，结果遭到否决。为了保持与其他学校行动的一致性，郑锦决定提前举行考试。而这遭到师范科一年级多数学生的反对，他们罢考并冲进考场质问参加考试的学生。为此，郑锦开除了领头闹事的张悌、缪厚和、潘晓年、王育路、尹述贤、李宗曛等六位学生〔20〕。
    对这一决定，陈师曾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学校经费不足，没有给学生开足课时，学生的反对有着一定合理性，所以他不同意对学生进行过于严厉的处罚，于是便联合一些教授辞职。这一举动对郑锦影响巨大，他亲自出面挽留，请回辞职教授以平事态〔21〕。但陈师曾在北大的辞职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应。数月之前仍如此看重陈师曾的蔡元培，面对陈氏离去似乎毫无挽留之意，仅于演说中提带而过，并称将别请他师，足以令人困惑。甚至，蔡元培在日后回忆中，当提及画法研究会时，竟然能够忘掉陈师曾，“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支持；设书画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22〕。我们难以肯定这种忘却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但将一个帮助他共同组建画法研究会的教授忘得如此彻底，着实令人不解。

陈师曾  松壑鸣泉图  纸本设色

    应该说，陈蔡私人间不应该存在什么恩怨矛盾的。1923年11月，蔡元培在比利时看到北京《晨报》报道陈师曾病故的消息时，曾在手稿中写道：“陈师曾君在南京病故。此人品性高洁，诗书画皆能表现特性，而画尤胜。曾在日本美术学校习欧洲画时，参入旧式画中。有志修《中国图画史》，在现代画家中，可谓难得之才，竟不永年，惜哉！”〔23〕言中对陈师曾之敬意，可谓自然流露。那么，究竟出于怎样原因，两人亲密合作，共同创建画法研究会的短短半年后，就平静分手？其中缘由之详细处，恐早已随时间之流逝而无从追问。但有一点我们却可以基本确定—蔡元培之所以选择陈师曾，似乎并非出于两人具有共同的画学理想或认识。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关于中国画怎样发展的问题上，两人所采用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陈氏强调传统本身的价值，但蔡氏却视传统者为“昔人学画，非文人名士任意涂写，即工匠技师刻画模仿”，并无多大价值，拯救中国画的方法是“用科学之方法贯注之”。所谓科学方法，即“布景写实之佳”〔24〕。甚至在蔡元培看来，陈师曾的杰出也并非他对传统的深刻理解，而在于他“曾在日本美术学校习欧洲画时，参入旧式画中”。两者差异可谓不言自明。那么，如果说这种观念上的分歧在其合作之始尚能互相包容，在日后具体、细微的教学过程中是否还能保留，则是大大的疑问。
    ……

（本文节选自《中国书画》杂志2016年第4期“研究”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