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建勋
时间：2017-12-15 09:30:00 | 来源：中国书画

　　编者按：米芾有云“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辙，徒成下品”，《米芾审美理想中的“晋人格”》探讨了米芾“晋人格”的来源、表现以及深层原因。通过米芾个案，宋代文人群体崇尚魏晋风度的审美理想与追求，值得更深入地挖掘与探索。汉代碑刻上的碑额书法是汉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论东汉碑额书法的“刻”》从“镌刻”的角度来考察东汉碑额书法的特色。《落墨逸韵—中国画笔墨艺术精神》从笔墨技法、绘画主体，结合古代画论，论述了中国画艺术表现之“逸韵”美。自民国以来，“文人画”成为中国画界的热词，《新时代文人画艺术内涵初探》提出了“新时代文人画”这一美术概念，“新时代文人画”应该在保持诗、书、画相融这一传统基础上，还应有视觉张力和诗意空间。

　　汉代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高峰。在汉代书法这个艺术大观园里，碑刻书法是其核心内容。碑，一般由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刻书法通常就镌刻在碑额与碑身的位置。因此，碑刻书法，既包括碑文书法，也包括碑额书法。但通常关注碑文书法者多，关注碑额书法者少，其实汉代碑刻上的碑额书法是汉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秦代的刻石，无额，至汉代则开始有额。在碑额上题刻文字，其实也是出于一种客观需要。叶昌炽《语石》说：“夫碑之有额，犹书之题签，画之引首，所以标目也，往往有碑文漫灭，如昭陵各石，赖其额尚存得知之。”〔1〕观者看到碑的时候，一眼就可以通过碑额，而大概明白碑的“内容”，碑额相当于一个简洁至极的“提要”。并且，许多的碑历经岁月沧桑，背身或许损佚，但由于碑额的存在，仍然可以知道碑主是谁或所铭何事。
　　秦代刻石虽无额，但是汉碑额的渊源，却可以上溯到秦—秦书八体之一的署书。到了西汉，许多墓葬石刻门阙刻有类似于“署书”的题字用以“标目”。到东汉时，随着碑的制度走向成熟，在碑额的位置铭刻书法的制度也随之走向成熟。目前所能看到的较早的形制完备的碑额题刻，当数近年出土于河南孟津的《冀州从事冯君碑》，碑立于东汉永和六年（141），现为残石，仅存中部穿以上的半截。此碑的碑额刻有“冀州从事冯君碑”（图1）一行，7字，隶书，阴刻。自此，汉代碑刻题额已经完全走向成熟。碑额书法，无论是书写，还是镌刻，在东汉的桓灵时期（147—188）到达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东汉的名碑刻如《乙瑛碑》（153）、《礼器碑》（156）、《华山庙碑》（165）、《鲜于璜碑》（165）、《衡方碑》（168）、《曹全碑》（185）、《张迁碑》（186）等均出于这一时期。本文主要从“镌刻”的角度来考察东汉碑额书法的特色。

一、刀法
　　汉碑书法的艺术美感之出色，有赖于镌刻技艺的精湛。这种在石材上镌刻文字的技艺，之所以能在汉代走向如此精致优美，是因有着前人所作的铺垫。唐兰在《中国文字学》里述及战国秦汉时期的锲刻文字的发展：“锲刻文字从战国初年的《雍邑刻石》（即《石鼓文》）起，主要的对象，由铜器转移到碑刻。铜器不易铸，地位又窄小，不足以发挥书写者的天才。到了《雍邑刻石》的文字，每篇几十字，每字快有两寸见方，这种伟大，是前所未见的。因之，有了《诅楚文》，更有了秦始皇时的几个刻石。穹碑巨碣比较铜还是容易得的，所以汉代的铜器，不过记些年月工名，而鸿篇巨制，就以碑为主了。”〔2〕可见，东汉碑刻书法之鼎盛，是有着战国与秦的镌刻工艺水平作基础的。从《石鼓文》《诅楚文》到秦《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再到东汉诸多鸿篇巨制的碑刻，碑刻的工艺水准逐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1.阴刻与阳刻
　　碑刻，与篆刻一样，分阴刻与阳刻两种。文字凸出者，称为阳刻；文字凹陷者，称为阴刻。汉以前的碑刻，如战国时期的《石鼓文》，秦统一六国后的《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等，均是阴刻。西汉时期的《麃孝禹刻石》也是阴刻。东汉碑刻的碑文，大多数是阴刻，也不乏阳刻者。碑额也如此，阴刻、阳刻均有，阴刻居多。阴刻如《郑固碑》（图2）、《景君碑》、《张迁碑》等，阳刻如《鲜于璜碑》、《白石神君碑》（图3）等。
　　2.单刀与双刀
　　单刀，通常是像书写一样，一个笔画（线条），一次（刀）完成。双刀，则是一个笔画（线条），刻两次完成—笔画的两边各刻一次（刀）。当然，单刀与双刀的“单”与“双”，并不是一个绝对数字的“1”与“2”。遇有刻不到位的地方，通常还要再用刀略作补刀与修饰。单刀的刻法中偶尔使用双刀，双刀的刻法中穿插几处单刀，在汉代碑额的镌刻中是常见的。总体来看，单刀与双刀两种刻法是有差别的。如东汉碑刻《三老讳字忌日记》（原石现存于西泠印社汉三老石室内），晚清书法大家赵之谦的朋友魏锡曾曾对的刊刻刀法有过细致的观察：“《三老》椎凿而成，锋从中下，不似他碑双刀，故每作一画，石肤圻裂如松皮。”单刀的刻法在东汉碑额中也有应用，如《西狭颂》（图4）、《石门颂》（图5）、《孙大寿碑》（图6）。这两种书法都是在摩崖石上刻就，由于石质比一般采择的碑石粗糙，又以单刀刻出，因此显得斑驳苍莽。用单刀刻，好处是很直接便利，一刻而就，缺点是刻出来的笔画比较细，不能刻粗笔画，也不能刻得精致。而碑额中的阳文，更是要用双刀来刻。因此在追求庄重的东汉碑刻中，双刀的刻法要远多于单刀。如上面所举的图例《郑固碑》与《白石神君碑》，一阴一阳，都是双刀刻成。
　　3.阴刻、阳刻与单刀、双刀的交互并用
　　以上1、2两点，在汉以后的碑额中均可以得到体现。汉碑额的镌刻工艺，其最大的特色，在于书写的变化丰富，配以阴刻、阳刻、单刀、双刀的交互并用，因此产生了丰富的视觉效果—点画线条变化多端。根据其形迹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类：
　　（1）阴刻细文。这一类碑额书法，往往笔画较细，有的是单刀为主，如《孙大寿碑》有的是双刀为主，如《景君碑》（图7）。
　　（2）阴刻粗文。这一类，往往笔画粗重，均是双刀为主的刀法完成，如《校官碑》（图8）、《赵君碑》。
　　（3）阳刻细文。这一类的线条刻得较细，篆书碑额与隶书碑额均有用此法者。如《鲜于璜碑》、《武荣碑》（图9）。
　　（4）阳刻粗文。这一类碑额书法的笔道粗重，不论是篆书或隶书，在碑上特别醒目。如《衡方碑》（图10）、《白石神君碑》。
　　4.线刻
　　东汉碑额的雕刻工艺中，还有一种特殊的雕刻手法—线刻。这种刻法可归为双刀阳刻。不过与一般阳刻的不同在于，它是把笔画的外边沿处刻深，逐渐刻浅，最浅处位于笔画的中心线位置。这种镌刻工艺的刀法是将刀斜对着石面刻，刀刃与石面之间成一个锐角。据目前所见资料来看，这种线刻工艺手法很可能就是从东汉的碑额开始使用的。东汉碑额中，属于这一类的刻法者，有《王舍人碑》碑额（图11）。

二、笔意与刀感
　　一件书法，毛笔书写的视觉效果，与书写后用刀刻出来以后的视觉效果，是有较大差别的。毛笔书写的笔触感，显得圆润、柔和与灵动，即“笔意”。而刀刻出来的效果，往往显得锐利、刚健、痛快，即“刀感”。汉代碑额的精彩之处，正在于笔意与刀感之间的浑融而多变，有的侧重笔意，有的侧重刀感，有的难分刀笔，可谓“不拘一刻”。
　　1.“刻”随“书”变
　　汉碑额书法书写的变化与丰富，在墨迹中远比在石刻上更容易体现。汉碑额之所以能在石刻上表现出笔意的丰富性，与刻工的突出“书写性”有关—刻随书变。要想把笔意尽最大可能地传递出来，刻工需要刀法娴熟，对书法的用笔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与实践。一个不懂书法的刻工，是很难将“书丹”的效果精致微妙地传递出来的。今天这个时代，有许多碑（包括碑额）已经使用机器工具来代替刀，人工退为辅助作用（操纵电动机器）。所以尽管刻得很精细，刀口匀净，但就是缺“神韵”。而汉代碑刻，其精妙之处，正在于刻工的高超手艺，知解书法的笔意，并用刀传递了出来。汉以后的碑额，在这一点上，相去甚远—书写与镌刻两方面均不及汉。如东汉《甘陵相尚府君碑》碑额（图12），笔画起收自如，轻重粗细提按不见痕迹，几乎让观者意识不到是刀刻出来的。又如前面提到的《衡方碑》碑额（图10），看此拓片，与用毛笔书写在纸上的效果非常接近。精微地传递书写时的笔触与笔意，是汉代碑额书法的重要特色。因此，显得极具流动感与生机勃勃。后世的碑额，尤其是唐代以来，尽管不乏刻工精良，但难以表现如此精微的生灵活现的“笔意”，因而要显得板滞一些，如唐显庆元年（656）十二月八日立《弘福寺智首律师高德颂碑》之碑额（图13），元延祐二年（1315）三月三日立《大元敕藏御服之碑》之碑额（图14）。
　　2.凸显刀感
　　汉碑额的书法的丰富性，不只体现于“刻随书变”的传递笔意，有一些碑额，则在传递笔意的同时，还表现了爽利的刀感。如前面提到的《冀州从事冯君碑》（图1），又如《鲜于璜碑》（图15）、《张迁碑》（图17）。这些碑额书法，往往在起笔处与收笔处直切一刀—横画纵切，书画横切。除了起笔收笔处的切刀，在笔道的中段，也时常出现爽利走刀的光洁。这种表现刀感的手法，若是往前追溯，更早可以在东汉永元十七年（105）的《幽州书佐秦君石阙》石刻的题字（图18）上看到。
　　这种对刀感的凸显，在东汉以后也不乏继承者，尤其是在北魏的一些碑额书法中。如北魏太和十八年（494）立的《皇帝吊殷比干文》（图18）、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刻的《始平公造像》（图19）、魏碑正光三年（522）立的《张猛龙碑》（图20）。这些碑额书法所体现出来的刀感，光洁爽劲，与东汉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东汉碑额书法的特点也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见出：即便是突出刀感，仍然蕴含了较多笔意。

三、采石与刻工
　　东汉的碑额，镌刻工艺如此精湛，让我们不由得想要了解完成这些杰作的工匠。
　　西汉的刻石，不仅数量少，碑的形制尚未定型，而且石质也远远较东汉碑刻鼎盛时期的碑石粗糙。如西汉后元六年（前158）的《群臣上醻刻石》（图21），西汉武帝中期《霍去病墓左司空刻石》（图22），西汉五凤二年（前56）的《五凤二年刻石》（图23），西汉甘露三年（前51）的《鲁孝王陵塞石》（图24），这些书法其刻制工艺的水平与东汉鼎盛时期相比，均显得很稚拙。
　　到了新莽与东汉初期，刻石水平则有很大提升。如新始建国天凤五年（18）的《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墓室题记》（图25），东汉初的《东安汉里刻石》（图26）。华人德在《两汉书法史》中，对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刻石工艺概括说：“西汉刻石类别很杂，形制不固定，字数较少，石质粗砺，不甚磨治……刻工都很粗率，锥凿而成，能表现笔意者较少。由于西汉刻石风气并未形成，故尚未有技艺高超的一批石工产生。到新莽时期，墓葬渐趋豪华，墓室内开始用画像石装饰，石工技艺逐渐向工致精细方面发展。”〔3〕
　　东汉的碑刻，对碑的石材就很讲究。东汉碑刻的完成，一般有着严格的程序。先是选石（采集石料），石材的优劣会影响到碑刻的书写与刀刻效果。西汉时期的石刻，不能达到高水准，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上文提到的“石质粗砺”有关。东汉时期的许多碑刻中，都提到为了刻碑，采石工匠进山采取嘉石的事。如《孔宙碑》（164年立）中有：“古吏门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铭示后。”《衡方碑》（168年立）有：“海内门生故吏，□□采嘉石，树灵碑。”《武梁碑》有：“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擢取妙好，色无黄斑，前设坛墠，后建祠堂，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摅骋技巧，委迤有章，垂示后嗣，万世不亡。”《张迁碑》（186年立）有：“赁师孙兴，刊石立表。”《泰山都尉孔宙碑》碑末有：“涉名山，采嘉石。”《元氏封龙山颂》有：“遂采嘉石，造立观阙。”
　　现存的东汉碑刻石材，最多的是青石，其次是红砂质，也有部分汉白玉石质，其中以青石质最佳。选好石料之后，再根据需要凿刻成一定的形状，然后打磨石面，使其平整光滑〔4〕。接着就是书丹上石，即“书写者直接用笔蘸朱墨书于石碑之上，以备镌刻”〔5〕。《后汉书·蔡邕传》有载：“熹平四年，邕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这里提到蔡邕书丹于碑，即东汉隶书名品《熹平石经》（图27）。《熹平石经》由汉灵帝特许刊刻，将《周易》《尚书》《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这七部经典书刻于石。从现存的部分残石来看，虽历经两千年仍字口较为完好，可见石材当属佳质。
　　书丹上石之后，便是由刻工镌刻。书法好，还要刻工好，才能传递出书写者的书法之微妙。所以一般要请凿刻技艺高超的刻工来完成这项任务。东汉的碑刻书法，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特立突出，与这些碑刻的专业雕刻技艺高密不可分。刻碑人，也被称作“石师”“石匠”“工人”“都料”“作头”等。清叶弈苞《金石录补》卷二十七云：“汉碑书撰人姓名多不著，而造碑之人时附碑末。”又有：“可见当时郑重，故石师必欲自炫其技而贻名于后也。”汉代的碑刻受到当时“物勒工名”观念的影响，有许多的碑在碑石上注明了雕刻者。如：《三公山碑》，石师刘元存；《元氏封龙山碑》，石师□□造□；《武氏石阙》，石工孟孚李、弟卯；《孔聃碑》，治石师同县朱适、朱祖；《绥民校尉熊君碑》，碑师舂陵程福；《王孝渊碑》，题“工人张伯严”；《西岳华山庙碑》，刻者颖川邯郸公脩、（苏）张，工郭君（迁）；《白石神君碑》石师王明；《张迁碑》，石师孙兴；《樊敏碑》，石工刘盛、息懆。书法碑刻，刻形不难，刻神难。一个不擅书法的刻工，是很难把书法的精神气韵传递出来的。这些石工往往是镌刻与书法并擅者。朱心剑《金石学》提到：“若论汉碑书迹，则前汉诸刻如《五凤》一石，实为古隶真象，与建平《陴县石刻》，天凤《莱子侯刻石》，皆与后汉之有波磔者不同，盖由小篆以趋八分之过渡也。惟其书大抵出于石工，实不足观，与北朝造像同一拙劣，不能以其古而阿之也。至后汉碑版，姑就今所存者论之，其风神遒劲，迥非《五凤》诸刻可与比拟。其文其书，要皆出于才艺优美之士，非寻常石工所为，可断言也。”〔6〕

小结
　　汉碑额书法的大多数均与墓葬相关，它虽然指向的是一个“故去”的世界，但却是整个碑额书法史上最具生命力、最具创造性的。施蛰存《北山集古录》说：“汉碑额故飞腾夭矫，魏齐额尤多雄健，唐宋碑额可观者十之一二而已。”〔7〕在东汉以来的碑额书法发展史上，东汉碑额的“刻”是最为丰富多变的。隋唐代以来的碑额，尽管竖立得高大，石质嘉好，碑额上图像纹饰雕刻精美，但其碑额的书法，无论是变化丰富方面，抑或神采气韵方面，都难与汉碑相匹。汉碑书法，一碑有一碑之妙。汉碑上的碑额书法亦然。不同的书者，彼此风格差异很大，刻法多样，刻者雕刻手法不一，所以汉碑额可谓“一额有一额之奇”。后此之碑额，因为是在汉碑额书法所立定的“框框”中活动，所以更多的是传承中的量变，而没有质变，也缺乏原创的活力。汉碑、魏碑、唐碑书法，是中国碑刻书法的三大高峰。但就碑额来看，魏碑与唐碑固然不乏有个别精彩者，但总体上未达到汉碑的书刻水准，只有北魏时期的少数一些碑额因为以“魏碑体”题额，所以成为碑额书法史上的一个亮点。
　　汉碑额书法这种物质形式与图像，之所以能成为一座高峰，是因为汉代这个时代缔造了它。从个体碑额书法作品看，它是某个书写者与某个镌刻者完成的作品，但是从整体的碑额书法作品来看，完成它的是整个汉代社会。它浸润的是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因为，倘若这些个体作者与个体的镌刻者，生活在隋唐或者明清，便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而“创作”出汉代碑额这种样式的书法，因为他只能这样书（刻），而不能那样书（刻）。他有选择的空间，但是这种选择的余地是很小的。而汉代—一个给碑与碑额制定规则的时代，个体的自由要大得多。就其镌刻方面来看，则是在有限的自由发挥空间内，最大程度地呈现了“不拘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