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景怡  刘洪强  胡海若  徐艺窈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杭州钱塘人，出身江南士族褚氏，父褚亮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褚遂良博学多识，工于隶书、楷书，笔法刚健舒朗、方圆兼备，自成一格，在名家辈出、群星璀璨的中国书法史上始终名望不减。褚遂良既是唐代书法的重要开创者，也位极人臣。他曾担任黄门侍郎、中书令、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要职，与长孙无忌一道为唐太宗的顾命大臣，在贞观末永徽初的朝廷政局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被封为河南郡公，也称褚河南。

过往对褚遂良的研究，多注意于其个人书法风格及在书法史的地位，对其个人评价往往受爱屋及乌情结的影响而将之视为道德完人。本文在剖析褚遂良书法风格的基础上，注意其书法风格与时代气象之间的关联，分析其在初唐政坛中的政治行为，以还原褚遂良多面复杂的历史形象。

[唐]褚遂良  潭府帖（拓本）

一、褚遂良的书法风格

褚遂良早年师法史陵、欧阳询、虞世南等人，后来取法王羲之，并借鉴了汉隶、魏碑，形成了自己的刚柔并济、俊朗秀劲的风格，人称“褚体”。褚遂良作品受当世推重，效法褚体一度成为一种风尚。孔若思曾收到有人赠送的数卷褚遂良的书法作品，但孔若思只接受了一卷，那人便问：“此书当今所重，价比黄金，何不总取？”孔若思得闻此言，将此卷一分为二，又还回去一部分。《旧唐书》中还记载有人嗜好书画，热衷于收藏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等真迹。可见，即便在唐代，褚遂良的墨迹也是很受人珍视的。

褚遂良对唐以后书法影响深远，例如清人王澍就提出一个重要论断：“褚河南书，陶铸有唐一代。”他还展开具体论述：“（学习褚遂良书法）稍险则为薛曜，稍痛快则为颜真卿，稍坚卓则为柳公权，稍纤媚则为钟绍京，稍丰腴则为吕向，稍纵逸则为魏栖梧，步移不失尺寸则为薛稷。”在王澍看来，薛曜、颜真卿、柳公权、钟绍京、吕向、魏栖梧、薛稷等唐代书法名家均受惠于褚遂良的书法，他们的区别在于对褚遂良的风格是亦步亦趋，还是从险峻、痛快、坚卓、纤媚、丰腴、纵逸等处着力稍加变化而形成自己的风格。清代著名学者刘熙载也持有类似看法，他评价褚遂良“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即颜真卿）得其筋，徐季海（即徐浩）之流得其肉”。这一论述令人不觉想起《孟子》一书中论述的孔子和弟子的关系，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先圣前贤之大成，其弟子或“得其一体”，或“具体而微”，又开了诸子百家等不同学说之先河，所谓六艺散而为诸子。在一定意义上，融合王羲之、史陵、虞世南、欧阳询以及汉隶、魏碑等诸家精髓、弃其糟粕渣滓而形成的褚体，正如清代《孟法师碑》唐拓孤本的收藏者李宗瀚所指出的（褚书）“遒丽处似虞，端劲处似欧，而运以分隶遗法，风规振六代之余，高古近二王以上”，这是一个褚遂良集书法之大成的过程。后人结合个人实际，又从褚遂良书法中汲取相关元素加以发挥、引申而演化异彩纷呈的风格，为后世开山，这正是刘熙载所谓“（褚遂良）为唐之广大教化主”这一论断的真谛所在。

在笔法上，褚书方圆兼备，舒朗瘦劲。后人评价“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褚书笔笔藏锋，笔笔出锋”。具体来说，写点时有收敛之意，追求紧致而厚重，追求棱角，避免平圆；写横追求“仰上覆收”，以“三”字为例，上两短横向上扬起，最下一长横收腹，显得有力而大方；写竖不讲究过于平直，似有战栗之意，避免了无力感，平添了雄劲之感；写撇时仿佛鹰隼掠过，惊险而又劲道十足；在笔画转折处与钩挑处多有方棱，而且有凌厉之势，向右转折内收；斜钩基本粗细没有变化，非常爽利。这些运笔的特点赋予褚遂良书法一种沉着的劲道，所谓“学褚须知其沉劲”。王澍指出，褚遂良作品“格韵超绝，殆欲离纸一寸”，“学之者，正须有透过纸背笔力，乃有契处，正未许插花舞女，以轻心以掉之也”。蔡希综也指出，“褚河南用笔如印印泥”。就是说，褚书在书写时追求笔锋透过纸背，用笔如画沙印泥，似有千钧之力。褚遂良的作品在前后期风格略有差异。朱长文就指出，褚遂良书法有多重风格，“或学钟公（即钟繇）之体，古雅绝俗；或师逸少（即王羲之）之法，而瘦硬有余；至章草之间，婉美华丽，皆妙品之尤者也”。现以现存四件学界无争议的作品《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为例，前两者为前期作品的代表，多用方笔，字形平直，在汲取了欧阳询、虞世南等人典雅、刚劲运笔特点的同时，字形从瘦长变得更加方整，笔画粗细变化不大，给人以浑厚的观感，体现出汉隶魏碑的一些影响。后两者为褚遂良晚期作品的代表，刚柔并济，兼用曲笔，笔势跌宕起伏，谨严而不失空灵，劲朗中带有几分飘逸，更加有些字如“兮”等字势比较舒张飘逸。

德国学者雷德侯认为中国的书法艺术具有这样一个特点：“通过时间和动作因素而可能形成的阅者同作者之间的亲近感。”也就是说，书法家在创作时，横平竖直、点划撇捺等每一个笔画都会有轻重急缓之别，后人在鉴赏时是可以感受到这种节奏感和动作力度的。仔细玩味褚书，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在节奏的把握上颇下了一番功夫。褚遂良在追求劲健、雄奇的同时，似乎也意识到一味刚健必将导致亢龙有悔、难以为继，必须以舒缓、迟钝调剂之，例如在写戈、环、磔等笔画时，他在用笔上刻意迟疑、舒缓、旋转，可谓是有徐有疾、刚柔并济，这也使得其作品厚重中带有几分飘逸。

褚书在布局、构思上颇有巧致，结构舒展，往往在同一个字不同笔画之间错落有致，临近各字之间常常顾盼有情。就以“多”字为例，第一撇缩写，第二撇和第三撇还是缩写，第四撇则须舒展开来并出锋。以“形”“影”等字右半边为例，三个短撇并非平行而是有向背关系的。临近各个字体之间往往各随字势，俯仰自然，左顾右盼，富于变化而又和谐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代书法家包世臣也指出“河南（褚遂良）如孔雀皈佛，花散金屏”，书法作品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

此外，褚书不仅在形式上美轮美奂，其所承载的内容也堪称精妙。褚书内容措辞典雅，在文章形式上也有很强的骈体文色彩。岑文本撰、褚遂良书的《孟法师碑铭》形容孟法师品行的辞藻运用上与《世说新语》有相近之处，例如，文章形容孟法师“凌霜之操必守节于玄冬，匪石之诚誓捐生于白刃”，体现出对追求人物的风雅节操的格调，反映出魏晋以来士族文化中品藻人物传统的影响。这一点在褚遂良书写的其他作品如《雁塔圣教序》中也有体现，文章形容玄奘法师“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郎润”。这些说法魏晋以来士族品评臧否人物的遗风。《雁塔圣教序》虽出自唐太宗等人撰写，但作为一种接近官方的文书，这很可能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尤其是作为唐太宗长于文学的亲信大臣以及其作品的书写者，可能也反映着褚遂良的一些价值观和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存褚遂良作品中《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与宗教有关，体现出六朝以来宗教兴盛局面对褚遂良的影响。

褚遂良书法作品的水平的高低也受限于其书写习惯，并与创作时笔、墨是否佳品息息相关。唐代名臣裴行俭在论及自己书法特点时，曾论及虞世南和褚遂良，指出：“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唯余及虞世南耳。”从中可以看出，褚遂良是一个追求完美甚至有些苛求细节的人，从中也不难想象，其书法时必然是正襟危坐、态度端正的，不如苏轼、米芾等宋代一些文人书法家那般放逸。根据另外一些史料，褚遂良尚在世时就关注自己书法长处及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并留下一段佳话。有次，褚遂良问虞世南自己的书法与智永禅师相比若何，虞世南回答：“闻彼一字直钱五万，官岂得若此？”又问：“何如欧阳询？”虞世南又答道：“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官岂得若此？”听闻如此，褚遂良有些不满：“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这时，虞世南点出了对褚遂良书法的评价，“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对于这一评价，褚遂良比较满意，遂“喜而退”。显然，褚遂良书法作品的质量有时候也需要“看状态”，不仅要有手感，而且对于笔墨有要求，对于作品的内容等相关因素也要求有契合。

如同其他唐初书法家一样，褚遂良崇尚法度，以至于一些书法评价家在认可其用功之勤、用力之精的同时，也认为这种风格不免有些雕刻痕迹过重的嫌疑，如褚书常常同一作品中同一字在字形上缺少变化，似乎被规矩尺度所束缚，给人以不够自然灵动之感。或许在这个意义上，李嗣真评论褚遂良“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

概而言之，作为一个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书法家，褚遂良在融会前贤风格的同时，创造出自己的风格，在笔法上刚柔兼备，在构思上颇具巧思，在书写态度上一丝不苟，其作品也传递出诸多魏晋以来江南士族文化因素。

[唐]虞世南  孔子庙堂碑（拓本）

二、褚遂良书风与大唐气象

关于初唐书法，唐史专家岑仲勉指出：“唐初字学劲健，得晋、宋风，开元后变为肥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唐太宗推崇王羲之风气的带动下，“翰墨之林，竟为南派所独霸，于是乎上下群臣，书者甚多，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三家鼎足而立，各具面目，自成风致，询以险劲取胜，虞以清媚取胜，褚以遒丽取胜。……此时之房玄龄、颜元孙、裴行俭之流，虽身为名臣，然书风大抵拘于舒朗峻整”。也就是说，经过唐太宗对王羲之的书法的表彰推崇及对南朝过于艳丽纤弱其他诸家风格的贬抑，在当时形成了一种书写风尚，在用笔上刚劲有力，在结构上规矩方整，带有一种昂扬向上的盛世气象。这一特质与初唐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风格是一致的，并产生溢出效应，广泛影响到当时社会上的风气和唐代及以后书法的风貌。

除了褚遂良，初唐的其他书法家虽然在风格上各有优长，也多带有刚劲自强的时代印记。例如，欧阳询的书法，线条挺直方锐，“在折笔处常常形成近九十度圭角般的方峭”，在结构欹侧方整，有高耸之势，被评论为“劲险”“若武库之矛戟”；而虞世南的书法，尽管劲险不如欧阳询，但在从容秀润中仍然蕴含一种刚劲方整的韵致，“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秀岭危峰，处处间起……及其暮齿，加以遒逸”。张怀瓘还具体比较了欧阳询和虞世南两种刚劲雄健风格的细微差别：“欧之为鹰隼易知，虞之为鹰隼难知”，“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实际上，褚遂良之所以为唐太宗所亲信所重用也是因为契合了初唐的这种风格。据史料记载，在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倍感落寞，感叹“无人可以论书”，这时魏徵向唐太宗推荐了褚遂良，并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听闻这一评价，“太宗即日召为侍书”。褚书遒劲的风格与虞书接近，都迎合了唐太宗的审美趋向，是褚遂良成功上位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唐太宗在论述书法时追求骨力、讲究刚健。他指出：“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知，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以副毛为皮肤，副若不圆，则字无温润也。”“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唐太宗书法同样追求雄、劲、力、利、疾、棱角，而对轻浮薄俗的风气不满，如他在《笔法诀》中提出“为撇必掠，贵险而劲”“为竖必努，贵战而雄”“努不宜直，直则失力”“掠须笔锋左出而利”“啄须卧笔而疾罨”“夫点要作棱角，忌于圆平，贵于通变”。他还将书法与指挥战争相比较：“朕少时为公子，频遭敌阵，义旗之始，乃平寇乱。执金鼓必有指挥，观其阵即知强弱。以吾弱对其强，以吾强对其弱，敌犯吾弱，追奔不逾百数十步，吾击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而返击之，无不大溃。多用此致胜，朕思得其理深也。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显然，在唐太宗看来，笔法与战争在讲究骨力或坚韧这一点上是相通的。

与宋代书法进行比较，将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初唐书法时代性。米芾认为：“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在米芾看来，唐代的楷书都属“一笔书”，具有过于工整、过于费力的特点，个人发挥不够，称不上是能够传诸久远的真正艺术品。在另外一个地方，米芾更加直言不讳地对唐人提出批评：“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有一次，宋徽宗询问米芾如何评价自己的书法，米芾回答“臣书刷字”，一种游戏笔墨的洒落不羁心态跃然纸上。宋徽宗的瘦金体也是这一风格的代表，在形式上非常张扬，追求夸张的笔触。梁巘指出：“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吴德旋也认为：“唐人之书法严而力果，然韵趣小减矣。予谓二王以后，趣莫深于少师，韵莫胜于东坡，可以补唐人之未足。”相对于尚法谨严的唐人，宋人似乎对带有文人色彩的笔意、气韵更加情有独钟。

与之不同，唐人书写的过程往往正襟危坐，精神高度集中，对此唐太宗深有感触地说道：“夫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字则攲侧；志气不和，书必颠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攲，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宋人的看法与唐太宗、褚遂良等初唐书法家讲究手调笔和、端正平和形成了鲜明对比，体现出宋人不同于唐人的书法审美观。两相比较，宋代书法家有一种取巧、懈怠的意思。王澍指出：“唐以前书风骨内敛，宋以后书精神外拓，岂惟书法醇醨不同，亦世运升降之所由分。”可以说，两相比较，宋人的形态夸张与唐人的精神内敛也反映出气象之差异、国势之兴衰。

初唐书法家除拥有着共同的尚法、劲健风格外，还共享着一个文化传统，那就是对作为文化符号的王羲之等的推崇。实际上，在魏晋以来江南士族文化熏陶下，书法逐渐脱离了简单记事功能，成为一种具有高度技巧性的艺术，具有相对较高的门槛，书法鉴赏也成为一门学问。南朝宋时，书法家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罗列了从李斯以来到晋末的书法家，入东晋后均为南朝书法家，代表人物涵盖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高阳许氏等主要南迁贵族。而在六朝贵族与贵族之间、贵族与帝王之间频频书信往还鉴赏书法作品、臧否书法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书法作为一种贵族享乐方式，是江南士族政治的附属物，也是其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作为江南士族的后人，褚遂良在书法上有着天然的亲近及优势，他的父亲与虞世南、欧阳询等同为江南文化群体并有着密切的交往，这保证了他对这一文化传统从小就可以耳濡目染。史载褚遂良“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真书甚得其媚趣，若瑶台青璅，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罗绮，增华绰约，欧虞谢之”。褚遂良后来长期模仿王羲之书法，在模仿中其书法风格也日渐成熟。而这一变化的契机就是为唐太宗服务，鉴别内府所收藏的王羲之作品的真伪，并撰成《王羲之书目》，收录了正书40帖、行书18帖。可以说，对于褚遂良而言，书法是一种文化资本或曰文化资源，这一优势在唐太宗热衷书法并推崇王羲之风格的背景下迅速转换为一种政治地位。

对于唐太宗而言，其对书法尤其是王羲之的推崇除了粉饰文治之外，也有在唐初关陇、山东、江南三种制度和文化传统并立形势下争夺文化领导权的用意。《晋书·王羲之传》的论赞为唐太宗撰写，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帝王亲自在官修正史中撰写的论赞。在论赞中，唐太宗指出：“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在唐太宗看来，王羲之书法是书法史上一个尽善尽美的存在，与之相比，他人皆不足论。唐太宗的看法不是书法史上的简单论述，而是有着针对性的，也有政治性的，并借助于其帝王政治权力确立了王羲之书法的地位。一直以来，围绕王献之父子谁更出色，历代聚讼不绝，南朝宋时虞龢指出“晋末二王称英”。谢安曾问王献之书法与其父相比孰优，王献之回答“故当胜（王羲之）”南朝不少贵族也更加偏爱、更加妍丽的王献之书法。尤其是即便在唐朝之后，也有人认为王献之书法高于其父，如米芾更加喜欢秀媚的王献之，甚至说“子敬（王献之）天真超逸，岂父（王羲之）可比也”。由上可见，唐太宗在借用江南文化资源的过程中也非全盘接受，而是根据自己的审美趋向选取了以骨势见长的王羲之书法而非以媚态取胜的王献之风格。张怀瓘高度评价唐太宗的书法：“鸿遒大业，列乎史册，多才能事，俯同人境，笔墨之妙，资以神功，开草隶之规摹，变张王之今古，尽善尽美，无德而称。”在张怀瓘看来，唐太宗将其多才多能的良好天资运用在书法之上，取得了杰出的成绩。朱长文也表达过类似意思，他认为：“（唐太宗）首与虞世南、褚遂良论书法，二人皆贤者也，因其论书，可以及政矣。翰墨所挥，遒劲妍逸，鸾凤飞翥，虬龙腾跃，妙之最者也。帝善用兵，所向摧破，天下无事，移其用兵之勇以见于书，则书孰御哉！”唐太宗本人也跟朝臣说：“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指出：“巧在乎躏跞，则古秀而意深；拙在乎轻浮，则薄俗而直置。采摭菁葩，芟薙芜秽，庶近乎翰墨。脱专执自贤，阙于师授，则众病蜂起，衡鉴徒悬于闇矣。”显然，书法对于唐太宗来说，是一种可学可至的文化式样。在唐初，虽然李氏作为关陇贵族的代表取得了最高权力，但出身胡化汉人，在面对累世冠冕并具有经学传统的山东士族时尚有不少劣势，例如在贞观初年编订《氏族志》时，尽管唐太宗三令五申，但在初编成时山东士族崔民干仍然被列为第一等，朝廷重臣房玄龄、魏征等也以与山东士族结亲为荣，直到两百年后唐文宗想为太子娶山东士族郑氏女而仍不可得。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于书法，唐太宗达成了与江南士族的共识，也试图获得与山东士族相抗衡的文化资源。实际上，唐初书法的风貌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唐太宗在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对于不同区域文化元素以及同一区域文化的不同风格选取去取而形成的。

概而言之，褚遂良的书法在唐代大放异彩并非一个孤立现象，其书法风格虽与唐太宗、虞世南、欧阳询等人有差异，但在大方向以及对王羲之以来书法传统的崇敬和文化资源的利用上是一致的，体现出初唐昂扬向上的时代气象和一种对于政治的现实性考量。

[唐]褚遂良  孟法师碑（拓本）

三、“字如其人”的质疑—关于褚遂良艺术的政治性背景

字如其人，但人似乎较字更为复杂。在历史上褚遂良的形象是多面的，一个书法流派的创始人，一个刚直的社稷之臣，一个道德完美的人，一个排斥异己的权臣。这几种相互交织的论断一度让褚遂良的形象有些模糊。后世多认可褚遂良的学问与品行，如张怀瓘评价褚遂良“博学通识，有王佐才，忠谠之臣也”。朱长文也佩服褚遂良人品：“古之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者，褚公有之。”他还认为，永徽朝之所以有贞观之风，是因为褚遂良和长孙无忌二人同心辅政，以天下为己任。宋代一些学者进一步扩展了这一看法，将褚遂良视为一个道德上的完人，甚至于据此否认褚遂良排挤刘洎等打击政敌行为。

褚遂良虽然帮助唐太宗鉴定内府所藏王羲之真迹，但他们之间交往并非帝王与文学弄臣之关系所能形容。褚遂良深受唐太宗亲信。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与长孙无忌等人论当朝大臣得失，评价：“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唐太宗直言褚遂良忠诚，并将褚遂良与自己的关系比作飞鸟依人，可见对褚遂良的亲信。太宗临终前，召褚遂良、长孙无忌进入卧内：“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葛亮，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随后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显然，唐太宗对褚遂良是高度信任的，这一态度与他对待李勣等“山东豪杰”—“既要笼络他们，心中又猜忌他们，无法推心置腹”的态度是判然有别的。

唐太宗对褚遂良的怜爱，不单体现在临终时任命其为顾命大臣。我们从《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等史籍所记载的劝谏中也可以略见一斑。盘点褚遂良对于唐太宗的诸多劝谏，除了抑制奢靡之风、以诚信为本、史官职责、恢复高昌国、停征高丽等外，还涉及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就是所谓的“帝王家事”，这类事情很多明哲保身的大臣往往会三缄其口。

贞观十六年（642），太宗问侍臣：“当今国家何事最急？”高士廉认为是养百姓，刘洎认为是抚四夷，岑文本认为是礼义最急，褚遂良认为：“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今日之急。”太宗认可了这个说法。再如，贞观十八年（644），褚遂良针对皇弟供给少于诸亲王的现象，建议补足诸弟阙短之处，他指出：“臣闻君施教令谓之风，人随上行谓之俗。陛下厚于诸弟，太子亦厚于诸弟，相承恩笃，岂不美哉！”

从中可以看出褚遂良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是权力继承这一高度敏感问题。这一类事，其他人虽也有言及，但是没有褚遂良这样言辞恳切、旗帜鲜明。实际上，唐太宗曾将魏徵与褚遂良并列，列入直谏之臣行列。他有次跟长孙无忌说：“自朕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进谏。自征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之。”史载，“遂良前后谏奏及陈便宜书数十上，多见采纳”。魏徵所谏前后二百余事，从《贞观政要》中情况来看，劝谏领域多集中于修身与治国关系、兼听纳谏、草创与守成关系、节制嗜欲、居安思危、讲诚信、谦虚谨慎、戒慎恐惧、用贤远佞，很少涉及君人父子之间。或许是有鉴于玄武门之变前车之鉴，魏徵在贞观时期关于储君之争中采取审慎之态度。贞观十七年（643），定李治为皇太子时，任用魏徵为太子太师，魏徵提出辞职。经过唐太宗亲自劝说，他方才就职。于此可见唐太宗对褚遂良的格外信任，也可以看出褚遂良在政治上是能够见微知著、颇具洞察力的。也就是说，褚遂良并非俳优之臣，也与蔡京、严嵩等佞臣不同。

历史上一些书法评论和宋代的一些历史学家，试图从“字人”一致论的角度将褚遂良视为一个道德上的完人。但这之中有一点始终却很难绕过去，即褚遂良政治生涯中曾采取了一些“不光明”的打压政敌的手段，为此，宋代一些论者为了维护褚遂良在道德上的完美形象，往往否认这些历史事实。但认真梳理历史资料，这些政治行动却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例如，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就没有采信褚遂良诬陷刘洎之说，他认为“此事中人所不为，遂良忠直之臣，且素无怨仇，何至如此”！为此，他还猜测这是许敬宗在修实录时对褚遂良的诬陷。刘洎是贞观朝的一个直臣、能臣。《新唐书》详细记载了褚遂良构陷刘洎一事：“（刘）洎与褚遂良不相中。帝还，不豫，洎与马周入候，出，见遂良，泣曰：‘上体患痈，殊可惧！’遂良即诬奏：‘洎曰；国家不足虑，正当辅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异者，诛之。’帝愈，召洎问状，洎引马周为左。遂良执不已，帝惑之，乃赐死。”在刘洎一案中，刘洎所表达的是对唐太宗身体的担忧，却被褚遂良扭曲为即便李世民身体状况出了问题，但国家大事也不足忧虑，刘洎会当仁不让地以伊尹、霍光自居，对不服从的群臣行诛罚。按照这一说法，刘洎触碰了皇位继承这一帝王“家事”和禁脔，这显然触怒了李世民的逆鳞。经历过玄武门之变的李世民对此事必然格外警惕，为防患未然并维持身后权力更替的平稳性，也只得再次行“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之事，将刘洎处死。熟谙经史的褚遂良正是巧妙利用了李世民的这一心理，将支持李泰的政治对手刘洎置于死地。对此，褚遂良在晚年被流放后向李治上表时隐晦提及此事：“往者承乾（即废太子李承乾）废，岑文本、刘洎奏言东宫不可少旷，宜遣濮王（即李泰）居之，臣引义固争。”除了构陷刘洎之外，褚遂良还曾打击报复素有直名的监察御史韦思谦，排挤李乾祐、崔仁师、卢承庆、李道宗等朝臣，并使得其中一些人因此郁郁而终。由上可见，褚遂良在政治上是老辣的，在打击政敌上是毫不含糊的，所采取的一些手段也算不上很“堂堂正正”。

要进一步理解这一点，我们或许有必要从褚氏家族在几百年来政治史中的表现做一个注脚。作为一个累世高官的士族，褚氏家族有着政治妥协的传统，从对于政治形势的判断而非对于政治道德的执着来判断其政治行为可能更加准确。褚氏家族几百年来冠冕不绝。褚遂良远祖褚少孙，为西汉元成间经学博士，在《鲁诗》方面有很高造诣，曾补写《武帝纪》等《史记》部分篇章。通过梳理《晋书》《宋书》《梁书》《南齐书》《南史》等史书，褚氏原籍阳翟，褚?随着晋元帝衣冠南渡，迁居丹阳，子孙后迁居钱塘。自从初为县吏后为晋武帝时安东将军的褚?算起，自迁居丹阳后历经西晋、东晋、宋、齐、梁、陈、隋、唐，到褚遂良共经历十三代，即褚?（官至安东将军）、褚洽（官至武昌太守）、褚裒（官至使持节、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乡侯，曾主持北伐）、褚歆（官至散骑常侍、秘书监）、褚爽（官义兴太守，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褚秀之（官大司马琅邪王从事中郎，黄门侍郎，宋武帝镇西长史）、褚法显（官鄱阳太守）、褚炫（官至辅国将军、吏部尚书）、褚湮（一作沄，官中书侍郎，太子率更令，御史中丞，湘东王府谘议参军）、褚蒙（太子舍人）、褚玠（官淮南王长史、御史中丞，追赠秘书监）、褚亮（官黄门侍郎，阳翟县侯）、褚遂良（官宰相，河南郡公）。
褚氏家族在长达几百年的历程中屹立不倒，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与皇家和江南士族持续联姻。褚裒女褚蒜子为晋康帝孝献皇后，三度临朝称制；褚爽之女刘宋孝恭皇后；褚家子孙多次娶刘宋公主；王氏、江氏、庾氏等江南大族都与褚氏有姻亲关系。其次，在权力更迭之中选择政治妥协。褚秀之、褚淡之兄弟虽为晋室姻亲，其妹为晋恭帝皇后，却效忠于宋武帝；褚秀之之孙褚渊身为刘宋顾命大臣却出卖同僚，成为南齐的开国元勋。此外，褚氏在江南士族中享有权力和清誉。褚爽年少时就在名士圈中享有盛名，谢安曾称赞褚爽“若期生（褚爽字）不佳，我不复论士矣”。褚炫、褚炤等人也为王谢家族所称赞。

从以上对于褚氏家族史的梳理可知，在变动不居的时代，皇室变幻莫测，百姓则生死不测，只有士族保持了相对稳固的传承。在这长达几百年政治动荡的时代，世家大族维持政治生存，并非一种宋代儒者所认为的简单的政治道德，而是有着一种更为长远、更为审慎的政治考虑。这种维持家族生存的需要又促使他们做出一些突破道德的事情，正如前述褚氏家族史所揭示的。褚氏家族这种在长期残酷政治斗争中养成的政治习惯对于褚遂良也有着深刻影响。

总之，褚遂良并不是道德上的完人，他是一个老辣的政治家。而褚遂良在贞观末、永徽初年政坛上或趋附或排挤或抗拒等不同行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根植于特定的利益和生存境遇而结成特定的政治关系，围绕着当时政治权力及地位的争夺和运用而展开的政治活动。在永徽初年，褚遂良之所以选择反对废王皇后、立武则天，除了报答唐太宗知遇之恩外，还因为他在长期对抗山东士族、山东豪杰等势力过程中，作为江南士族代表已经与关陇贵族深度捆绑。褚遂良站出来反对立武则天，不单是对前朝政治忠诚的事情，而是两大政治集团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这不涉及政治原则，而是一种实力的拼搏。事实也证明，王皇后被废后，李勣一系得势，长孙无忌、褚遂良一系人物被贬黜殆尽，直到几十年后武则天去世后才被平反、召回子孙，正如褚遂良家族在东晋到宋的更替、宋到齐的更替中所显示的，褚遂良对于政敌的打击以及对武则天立后的抗拒，也非前述张怀瓘、朱长文等“忠谠之臣也”“古之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者”等论述所可简单概括，而是超越了道德的一种政治行为，这超越了“字如其人”般简单论述的。

结论

褚遂良是一位在艺术上有很高造诣的书法家。他在借鉴取法王羲之等人风格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其作品字形方圆兼备、舒朗瘦劲，字形构思巧妙，字势俯仰自然，劲健而方整，和谐而谨严，为当世所珍视，为后人所取法，后世评价其在书法上“为唐之广大教化主”。

褚遂良的书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唐代书法乃至于文化的一面镜子。如果我们将分析视角扩大到褚遂良同时代的虞世南、欧阳询以及唐太宗等人的书法风格，我们发现整个唐代书法尤其是初唐书法中带有一种昂扬劲健的特质，以至于即便是较为含蓄的作品往往也内含刚柔，这一特点区别于宋代以来一些书法上个性较为张扬甚至夸张的风格。在这个意义上，书法风格成为一个时代风格和气象的反映。

褚遂良作为唐太宗的顾命大臣，可以说是历史上地位最高的书法大家之一，在贞观末、永徽初的政坛上举足轻重。他最初虽以书法为唐太宗所知、受唐太宗亲信，但并非文学弄臣，也不是宋代学者所认为的道德上的完人。他在政局的变幻中既有“飞鸟依人”的一面，又有不畏强御的一面，还有打击政敌的一面。褚遂良是一个多维度的人，评价其政治行为，需要超越“字如其人”般的简单论述，而深入挖掘其江南士族出身、唐初政治格局等政治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

（作者单位：许景怡，哈佛大学；刘洪强，清华大学；胡海若，康奈尔大学；徐艺窈，伦敦大学学院）
责任编辑：刘光

（详见《中国书画》杂志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