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显然，赵建成丝毫不曾察觉到在他的一系列绘画作品中存有两个精神迥异的世界，这一点与卡夫卡相似。但是，不同的是，卡氏是不自觉的一种精神分裂，而赵建成却把已经发现了的差异如同国内许多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一样，十分肯定地解释成一种不同手法技巧适应某种所谓题材的主动的适度的协调。我们意识到，我们面前的这一现象可谓典型地勾画出一个令人尴尬的矛盾体。作为绘画自白者的赵建成，其自身无疑是不完备且囿于旧有的狭隘绘画观中没有真正摆脱出来的一例。但作为艺术实践者的赵建成却是异常的真切，坦直，活泼且富于才智，是图新图变者之一。这一矛盾不止于一个赵建成。有着共同经历的中国中年艺术家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曾置身于这一温情的悲剧命运之中。稍稍不同的是，青海高原的荒漠极度地刺激了赵建成的感受力，使他的矛盾体剧烈倾斜起来。结果便异样的神奇与丰富。

      没有人怀疑，在赵建成近二十年的绘画生涯中，带给他声誉的首推主题性绘画。从最初的《铺路石》乃至稍近的《沂蒙娃》、《祁连英雄》、《春牧》，黄河系列中的《厚土》、《唢呐》等，我们可以清晰地捕捉到一条精神的和情感的延展轨迹，也就是这一系列浓重，凝滞，沉郁的巨幅作品，使我们寻找到一个粗糙厚重的焦点，得以窥视他的第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的赵建成是近于野蛮的。粗慢到有些令人震惊，粗慢到使人怀疑文化。单调幽暗的色彩与扭曲夸张的形象的重复铺陈组合，不容喘息地沉重撞击着人们安宁的实现，直至使你觉得精致的画面轰爆般翻滚起来，扬起腥烈的沙土。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置身于一片原始生命的强悍、粗犷、浓烈和监听的韧力之中，蛮荒世界的广漠，幽寂和无与伦比的雄浑使你长时间战栗。这并非是赵建成为远古的神秘召唤而生出的白日梦，而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生存历险的心里积淀，这一历险首先是以一场灾难强加给还过于年轻的他，因此，我们今天实际上没法确切地猜测出遥远的青海高原的山川河流究竟在他的精神世界中留下了多深的刻痕。我们能体会的，仅仅是一种苦涩的依恋，一种悲戚的回望，一种冷峻的抒发。此刻，甜美的柔情和轻歌漫语都被暂时地遗忘掉，偶尔的闪烁也被转换成一种沉郁艰涩的笔触，融进一片幽暗昏黄的近于挽歌的合唱中。

      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这种难以用语言表白清楚的情感压迫得太深太重，他难以明确地标以《祁连英雄》和《红缨--献给抗日战争中的沂蒙山区儿童团》的绘画其实就是作者自己生命历险的一种真实自况。也许，直接的裸露使作者觉得有些卑怯和渺小了些，于是，他就使之升华开来，使之与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与我们民族的抗争史、奋进史相联结。至此，赵建成才暂时地得到了一种平衡和安歇。

      我们注意到，在赵建成的这一个世界中，绘画语言的使用是单一而又凝重的，精神心理的沉重压迫使他无暇更多地估计一种精致的变化和委婉的加工。构图几乎都是一种再刀切斧凿似的线界中雕塑般凸出的物象几近无序的重复组合，茂密的高塘地也好，崖璧样的群像也好，无不结结实实地堆砌在整个画面之中，甚至不肯留下一丁点喘息的空间。色调有时极度昏暗的混合。看上去是一味的枯竭阴冷幽深，难以寻找到一块纯净好靓的原色。稍稍有些例外的是《厚土》、《传人》和《祁连英雄》，不知是否可看作是赵建成的稍许的松弛。的确，这个世界是过于沉重和封闭了些。古老的黄土高原也好，年代久远的陶罐和寺庙壁画也好，赵建成呆得够久了。

      在这个世界中，赵建成结下的是一串古朴的果实。野性的黄土高原和黄土高原的野性文化，造就出了一个野性的艺术产儿。这一产儿对这一地域文化的接受与认同，表明了一种苦涩的执着与赤诚；这一产儿对这一地域文化的扬弃与超越，暗示了一种宁静的渴望和潜在的创造。

二

      假如把赵建成的笔名沙舟堪称一种野性的生命呼唤和古朴封闭的文化样式的象征，我们就宁愿把赵建成自身看成一个有着浓郁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化产儿和柔情的现代才子。毫不夸张地说，在可以见到的诸如《渔姑》、《雨趣》、《溪畔》和《暮归》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潇洒飘逸，温文尔雅的赵建成。这是赵建成的另一个世界。

      对这一发现的思考使我们意识到，两个世界的精神竟是如此的分离，一时使人难以寻找到材料，在两块迥异的地域上搭上一座对话的便桥。继尔，我们便对埃•特勒格尔关于窥视画中的十分明确的人生态度的命题感到了茫然，结果怕唯有从构成这一世界的绘画上来考察。

      我们发现：赵建成的这一世界是异常的丰富。有高原溪畔的朦胧浴女，有海岛村落的健壮渔姑，有暮霭中如祈礼般行来的藏民，有冥想中冷眼望我的八大山人。略考一二，便可见：面部细柔绯红的《渔姑》，与其夸张的四肢形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情调是优美又抒情的：而《暮归》中的藏女有时别一番整体的极度变形，传达出一种浓烈的迟暮惆怅的人生信息。如此等等，洋溢着诗意与柔情的作品，自可见赵建成对文化与文明的不自觉依恋和自觉的靠拢，同时也无可掩饰地显露出民族传统精神的胎记。

      诗意的梦幻的世界使赵建成得到一种柔美的满足。在其中他体会到人生的流动的韵律和潇洒超然的适意。于是，他的笔墨变得流畅，变得飘逸，他的世界也变得安宁与静穆。

      这是一种境界。这境界中的语言有时精致而富变化的，恰与前一个世界形成对照。且不说《银潮》的积墨与《牧》的重彩有异，也不说《雨趣》的随意与《樵归》的谨严有别，就是同题《八大山人造像》的《高洁图》与《孤鸿图》两幅，也是或淡墨以映白洁，或细镂以写超然。如此便由一而多，如此也便多中有一。

      这就是赵建成的第二个世界。

      我们认为，两个矛盾世界的根源的探究，恐怕唯有从赵建成身上生存的和文化的两端上来追寻。作为生存者，他经历过人生的坎坎坷坷，既已承受过这艰难的一页，他当然地需要抒发与倾诉，需要应有的释放与平衡，于是就构成了第一个世界的情感基因。同时，作为文化人的他，又受着传统文人画的影响和种种现代哲学艺术思潮的诱惑，与本性中的渴求宁静舒然的心态融为一体，日趋空灵与超然，这就构成了第二个世界的悟性基础。严格地说，这两个世界在赵建成的精神生活中当然有冲突，有矛盾，但亦是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唯其在选择材料与对象上的相对分离，才使之愈加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与美学风格。这又的确是赵建成自己不曾察觉的。

艺术世界的分离，对艺术家而言，未必是不幸，不分离甚至是罕见的。问题是意识到分离之后的感悟与理性选择。这对路途尚远的赵建成亦然。

三 

      赵建成其实蛮幸运。这幸运的征兆在他以《铺路石》意外地荣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铜牌奖时已闪闪烁烁，及至他的《沂蒙娃》（系与姜竹青，吴纯强合作，赵建成主笔）在有599件作品参展的建军60周年美展中再获优秀奖时，便昭昭然了。1987年年终在中国美术馆悄然出台的《山东中国画人物画展》中，他又以集群式的作品再次曝光亮相。至此，赵建成便开始以其大量的中国画人物画创作引起美术界注意。

      我们民族的艺术先人曾经是热情地关注过自身和同类的，留下了斑斑驳驳的岩画人像和残缺的长沙楚墓帛画。其后千余年断续起落，后微兴而日衰，几近落入无人问津的凄凉境地。及至近代，为表现力极强的优化的大规模东进而强烈震撼，中国画的人物画品种才似如梦初醒，涌现出如徐悲鸿、蒋兆和、黄胄、方增先、刘文西、周思聪、王子武等几代画家，经他们一番披荆斩棘苦苦努力，这才开拓出一方天地。赵建成便是这一悲壮行列中的后来者。严格说来，他该是现代中国画人物画的第三代求索者。

      赵建成身上具备第三代人的多种素质。如果说，他的多种文化的混合形态构成了其精神世界分裂与多变的活跃的特征的话，良好的基础训练和对中国画材料与技巧的相当熟悉与了解，又为他提供了超越前人的另一种可能。同时，再多种视觉效果转换变化中呈现出的两种相异的精神世界和美学风格，裸露出一个艺术家不安的灵魂和潜在的创造力。

这就是赵建成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