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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浮槎

一本“眼学”的实录

时间:2017-06-15 09:30:00 | 来源:中国书画


 

 

《画林新语》
朱万章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1月版,精装32开,350页,定价40元。


  
  说起来是很有趣的事,我和青年朋友的相识,大多是从他们的学养开始的,相识之后,又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启发和帮助。和朱万章先生的相识也有这样的过程。在某次学术讨论会上,朱万章《<卢鸿草堂图>再论》的演讲,把该图的初创、嬗变、沿革及传移模写在中国传统绘画创作与鉴赏等问题,梳理得清楚而有新的见地。
  书画鉴藏常有“掌眼人”“法眼”或“火眼真睛”的说法,朱万章不只是沿袭这样的说法,而且概括称之为“眼学”,别致而新鲜,把书画鉴定之学从抽象而形象,从深奥而通俗,也许会由此而别开生面,成为鉴藏界所能接受而流传开来的说法。
  《画林新语》也可以说就是一本“眼学”的实录。时下的风尚,搞书画研究的人都是眼界很高,倾情于大家名品及热门话题。而朱万章的目光是很特殊的,他眼睛向下,集中注意力于小名家、小作品及一些为人们所不注意的冷门。正是由于他的特殊眼光,才能道他人所未道,触发点虽小,但都具有开创性,给人以清新之感。发展下去,被他发掘出来的冷门将来会不会变成热门呢?
  传统的绘画流派,“眼学”前辈都已经做了许多研究,应该说对其传承关系都搞得比较清楚了。而朱万章提出区域与流派的关系,通过一篇篇短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而且着重研究了近代绘画区域对绘画流派的形成与影响。虽属短篇,但这一篇篇短文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他研究的系统性。如传统流派为什么会消失、岭南派范围与深入研究、“闽派”与闽画、黄叶村流派等等问题的提出,无疑都会开拓绘画研究的新领域。
朱万章的眼光涉及很广,这从他著的《书画鉴真与辨伪》一书中可以得到更为具体的感受。他还有志于前贤研究的领域,对那些颇有争论的书画进行再研究,再认识,立一家之言。这如登高山,每前进一步都有很大的困难。这也表明他对自己眼光的自信。有了现代的研究条件和研究方法,加上自信,登上山顶也就在望了。(郑重)

 


且饮美酒登高楼

《且饮集》
朱天曙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版,32开,319页,定价59元。


  
  
朱天曙教授的谈艺录《且饮集》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该书收录了其20年来陆续发表的29篇被他自己称为“随笔”的文章。这29篇文章不立足于阐释技法,而是讨论了从东晋到当代的文人生活,既体现出他的艺术史观,又观照到他20年来在学术和创作上的思考。“且饮”之名来自于李白《梁园吟》中句:“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而对于“且饮”的理解,朱天曙教授在该书《自序》中说:“通晓人生,不为世务所累,寻找自己的快乐,是多么有趣的事情啊!”由此,我更倾向于把他的心境理解成一种达观和超然,像是在放逐自己,也像是在解救自己,着实令人神往!
  《且饮集》所收录的29篇文章被分为三辑。第一辑以朱天曙教授在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和课堂上的讲稿为主。任何一场高质量的演讲都难以避免地具有比听众即时的理解更为深邃的含义。先生直谅多闻,言语的准确和厚度常常让人钦佩不已,而这一部分的十篇文章便可供听众拿来揣摩深意,寻求新解。在题为《通会之际》的谈话中,他把孙过庭的观点从“人书俱老”发展到了各艺术门类之间的融通,认为:“艺术不融通就不可能弄好,一棵树若土壤的营养不丰富就不可能长得太高、太大。”事实上,这种理解与孙氏的“人书俱老”是处在同一航道上的加速和超越,而这种加速和超越往往会被即时性的理解所简单化,文字的价值就是让这种被简单化了的思维重新活跃起来。
  《陈垣先生的书学思想及其遗墨》一文是朱天曙教授在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朱天曙教授从陈垣先生的书学思想和书艺两个方面对其作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和整理,并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为我们展现了陈垣先生除史学成就之外的另一景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通过具体分析陈垣先生的十件书法作品,鲜明地阐释了其墨迹间所流露出的清逸沉着之气,并进一步认为:“这些墨迹,陈垣先生无意成书法作品,许多地方是先生修订、涂改过的,却是其学者本色的自然流露,其价值远远超过其墨迹本身。”
  第二辑多为书评性的文字,焦点集中在对作者师友新著的介绍和由此引发的思考上。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近现代名家论艺经典文库”中的《齐白石论艺》和《沈尹默论艺》由朱天曙讲授选编,为研究近代“碑学”和“帖学”的两大代表。在《齐白石论艺》的前言中,朱天曙教授指明了齐白石在书画创作上对“书画相通”理论的诠释和在篆刻创作上对“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理论的践行。又通过齐白石的作品,对“形”和“神”这一组对立统一的概念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说:“以形写神是中国绘画的很高境界,‘形’是‘神’的基础,‘神’是‘形’的目的。齐白石的作品,来源于他熟悉的题材,形简神逸,用笔恣纵,随意生发,不拘形似。”
  在《沈尹默论艺》的前言中,朱天曙教授通过具体分析沈尹默书法实践的几个阶段及其在诸体创作上的成就,准确、客观地定位了沈尹默书法在现代帖学中的位置。他说:“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的沈尹默,其所走的书学道路与吴昌硕、康有为、于右任、黄宾虹等人不同,他不是入碑出帖归于碑,而是出碑入帖归于帖,成为现代帖学的一面旗帜。”除此之外,朱天曙教授还肯定了沈尹默的书学思想对于恢复传统帖学地位所起到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沈尹默)能从书史的立场审视和讨论中国古代帖学的优秀传统,让人们对清人已经抛弃的‘二王’传统进行重新认识、继承和光大。沈尹默凭借他在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地位以及身体力行的书法创作,大力宣传帖学思想,他以非常通俗而浅显的文章、谈话来阐释古代帖学,对于恢复传统帖学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朱天曙教授就从创作和理论两个方面,对沈尹默书法作出了较为立体的评价和介绍。
  在《万物:模件与创造》中,朱天曙教授讨论了艺术史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一度想当然地将模件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归于包豪斯的设计理念,却不曾想到,在今天,一个德国人告诉我们,这是中国人早已习惯了五千年的造物方式,它太过普遍,以至于我们熟视无睹。当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时候,自然也就出现了“旁观者清”的人和观点。朱天曙教授以一位中国学人和艺术创作者的身份来审视雷德侯教授的《万物》,把此书中恰好晦涩之处,平稳、清晰地说了出来。
  我认为,对书法或文本的解读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能力: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和表达得当。具体来说,书评人要在自己的头脑中将所评对象认识到近乎微观的程度,并以一以贯之的逻辑将所读到的内容梳理成尽可能明确的体系,再用自己的语言方式把它介绍给读者。这个过程,当然需要文字和语言方面的综合能力来完成。《且饮集》中,数篇书评在对原作的分解和重组上,都可圈可点。《郑板桥丛考》是文史大家卞孝萱先生的考辨之作,朱天曙教授评此书时,引用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所说的“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来借语肯定卞先生的《郑板桥丛考》。此篇书评是《且饮集》中解读文本成功的典范,又是在对原作进行分解和重组上做得最精当的代表。关于郑板桥的作品及其生平、交游的研究,作者无不重新整理出结构明确、内容详实的体系,并以言简意赅的语言介绍给读者,不失为一篇理解《郑板桥丛考》的借径良途。
  《且饮集》第三辑多收录朱天曙教授个人学习书画篆刻的心得和海外见闻。正如黄山谷所云:“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是逼真”,朱天曙教授的艺术实践也致力于“养”出自己的风格。他在《书法:循典稽古发己意》中说:“我在创作当中喜欢根据自己的审美爱好去思考和实践,不喜欢跟风。其他人做什么我也跟着去做什么,一生都随人后,有什么意思呢?”显然,他在书法创作上也强调“寻找自己的快乐”,强调“且饮美酒登高楼”的超然心境。
  除书法外,朱天曙教授的篆刻作品亦卓有格调。他以理论家的眼光体察印章创作的方法,高屋建瓴,别有天地。在《“印内”为体,“印外”为用》一文中,他认为:“别人好的东西,适合自己的,就可以‘化’为我有。‘不化’不行,太机械了。把前人的东西‘拿来’放在自己的锅里煮成饭,才是自己的,所谓‘讨千家米,煮一锅粥’。”的确,传统艺术的创作,不习古不能厚重,只习古不化古又不能生动,个中关系,需要创作者都能观照得到。在文末,朱天曙教授指出:“‘印内’的功夫、涵养、古意是‘常’,‘印外’的天然、情致、新意是‘奇’,我希望能做到‘印内’为体,以‘印外’为用。”由此,我们能够看到他在篆刻创作上的追求。
    时下的书坛,理论家喜欢写写画画,创作家喜欢说说道道的事情俯拾即是,举不胜举。然而,理论家的随意挥洒大都逸笔草草,创作家的所谓经验之谈又难登大雅之堂,真正能够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所实学、下过苦工、有过思考的作者,于这个时代而言,都是难能可贵的。在论“文献”与“德性”之时,朱天曙教授道出了自己的夙愿:“以创作家兼学人的视野,把创作中的艺术实践和文献中记载的理论精华有机地统一起来,用研究的理论验证创作,也用自己创作的经验反观历史上的文献。”这样的期盼,既是一个艺术家的抱负,也是一个学人的担当。(郝惠谋)

    

 


一幅画背后的大明风雅

 

《风雅之好: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
叶康宁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4月版,平装32开,242页,定价30元。

    康宁的《风雅之好: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以下简称《风雅之好》)梓行面世了,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
明代世风大抵以成化为分水,前期崇尚敦厚俭朴,后期趋向浮靡奢侈,正如《松江府志》说:“成化以来,渐侈靡,近岁益甚。”成化年间开始,“散敦朴之风,成侈靡之俗”。明代后期有点像南宋,虽内有忧患,外有强敌,但整个社会却呈现出一种文化繁荣和市场昌盛的景象。尤其是到了晚明,早期那种“薜荔可衣,不羡绣裳;蕨薇可食,不贪粱肉;箕踞散发,可以逍遥”(《小窗幽记》)的道家风范没有了,而是“未富先奢”的糜烂,“粉窗翠幙,拥童奴,设香茗,弹丝吹竹,?笑弥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姚御史绶”)。竞尚侈丽闳衍、放僻淫佚之风,“流风愈趋逾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甚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万历《博平县志》卷四“民风解”)。之所以说晚明像南宋,还有一点就是二者社会文人阶层的发育。南宋的社会虽然积贫积弱,但文化发达,思想理论多样化发展。而晚明同样也是,高罗佩说明代是中国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特别是晚明,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就是这个时代见证了纯粹的中华文化的典范,也就是说,这个时期最完整地表达了中国人的理想。唐代以来的异域影响已经被中国人消化吸收,到了明代,各民族的文化实现了彻底的融合。
“未富先奢”的另一种社会表现就是文化的发达。明代是一个让知识分子或中国文人感到眷恋和怀旧的时代,一如南宋。盛大的汉唐气象是政治家所憧憬的,而南宋式的文人向往更多的是敝帚自珍的残山剩水。到了晚明,似乎是二者的结合,追求一种小家碧玉中的富丽堂皇,一种精致的豪华,可谓中国的巴洛克。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说,明代是一个生活风尚追求富丽堂皇的时代。明人是杰出的建造师,他们建有许多宏伟的宫殿、宅第和别墅,内陈漂亮的家具。明代的春宫画所达到的水准也从未被人超越。至今,宣德炉、成化瓷、景泰蓝、永乐石雕、明式家具等等,都是文物收藏界最炙手可热的藏品。晚明,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精细工匠精神与精致生活情调的画卷。所以举凡阅读反映明代的文字,大抵都是河清海晏、社会安定、文化繁荣、思想丰富、生活充满情趣。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作品,它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杰作,也是中国收藏史中的经典。绘画经典与文化盛世,两者一旦遭遇,便生出故事无数。文献记载《清明上河图》在嘉靖年间有过一次交易,这次交易不仅见诸多种史籍,而且被改编成剧本《一捧雪》搬上舞台,其影响之钜可以想见。这次交易所牵涉到的也都是历史名人,如王忬、严嵩、严世蕃等人,所以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加之由于名人鲁迅、吴晗等人对此交易的评述,这次交易也就成为有关《清明上河图》流传最广的故事之一。
《风雅之好》将《清明上河图》这次交易分作王忬求画、黄彪作伪、汤臣索贿、严氏杀人四个部分,然后对这四个部分逐一进行考证和分析,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来自明代社会与文化的生活图景。然后从《清明上河图》的消费个案出发,对嘉万时期的书画消费进行了多视角的观察,透过层层表象,给读者揭示出历史深处的汹涌暗流,使读者了解到书画消费繁荣后面深层的历史原因。
对于明代,特别是晚明以来的文化生态的研究,近年来已形成一股浪潮,康宁的《风雅之好》正可谓预流之作,他撷取了明代的一片树叶,解剖放大,让我们一叶知明。(汤惠生)■


责任编辑:刘光

(本文摘自《中国书画》杂志2017年第6期“品书”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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