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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作品

健笔蟠龙——王铎的艺术世界

◇ 余良峰
时间:2017-11-15 09:30:00 | 来源:中国书画



  


[清]王铎 行书拟褚遂良笔意书杜甫诗曲江对雨  17.5cm×52.5cm 纸本 1634年 天一阁博物馆藏
释文:城下春雪覆苑墙,江亭晚色静年芳。林华著雨胭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漫焚香。何时置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傍。子美先生作,甲戌为雨恭老年兄。王铎用褚河南枯树皇帝册二帖。
钤印:王 铎(连珠)

  去年浙江美术馆举办“真山难老—傅山作品展”时,总有人问傅山与王铎的关系。两人都是明末清初的书法大家,都是中国书法史上不可逾越的人物。傅山是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生于山西太原阳曲县,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攻下台湾,明朝最后的疆域也丧失了,明朝彻底灭亡。1684年2月,傅山唯一的儿子傅眉去世,这一年,傅山78岁,傅眉年仅57岁。傅眉去世三个月后,傅山也耗尽心力,溘然辞世,下葬时,仍穿着一身朱衣。
  一般都说,王铎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生于河南孟津双槐里,现有资料考证,王铎其实是生于1593年1月12日。明弘光元年(1645),也就是清顺治二年,5月15日豫亲王多铎进入南京,王铎和礼部尚书钱谦益等文武数百员出城受降。清顺治九年(1652),王铎病逝于乡里,死前“遗命用布素殓,垄上无得封树”。
  王铎年长傅山14岁,王铎卒后傅山又活了32年,两人同处一个时代,在审美境界和艺术探索上当然是有所借鉴。两人皆以行草最为著名,平生最好临帖,在张芝、“二王”的基础上又都深习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米芾等,晚年精研汉碑,对赵孟頫、董其昌一路“巧、媚、秀、润”的风格持批判态度,共同开创了晚明书法纵横跌宕、雄奇变化、真力弥漫、气势开张的风格。傅山以奇人义士著称,生性放荡不羁,他没有明说学过王铎,但其草书显然受王铎影响极大。王铎降清后身负“贰臣”之名,政治上无欲无求,全部精力都花在书法上,艺术已臻化境,对后世影响深远。浙江大学白谦慎教授在评价傅山和王铎书法艺术的关系时说:“第一,傅山的观念是‘作字先做人’。第二,王铎在书法技法上比较成熟,作品数量比傅山多。第三,王铎既有技术又有学术,更像文艺型的书法家。傅山有玩世不恭的个性,精品和非精品的差别非常大,傅山好的作品跟王铎有一拼,一般的作品王铎更成熟。”
  今年,浙江美术馆又推出“健笔蟠龙—王铎作品展”,再次聚焦晚明书法高峰,较全面地展现王铎的书法成就和艺术思想。吴昌硕对王铎推崇备至,曾赞誉:“眼前突兀山险巇,文安健笔蟠蛟螭。波磔一一见真相,直追篆籀通其微。有明书法推第一,屈指匹敌空坤维。”〔1〕王铎的确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和成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铎,字觉斯,又字觉之,号嵩樵、石樵、十樵、痴樵、雪山。明代的书画大家,如沈周、文徵明、董其昌等,大都家境优渥,读书访友,吟诗作画,优游林泉,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而王铎不同,他生长于农耕之家,生活贫寒,甚至有时“不能一日两粥”,父母要变卖首饰、田产才勉强度日。艰苦的成长环境造就了他敏感而倔强的性格,日后曾自述“余少年贫,衣食为艰,鲜有掖者,余复崖然,不求人怜”〔2〕,这与他颇为悲情的人生结局都不无关系。
  王铎14岁开始读书,16岁入庠,30岁中举,31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同期还有倪元璐、黄道周,当时人称“三株树”“三狂人”。“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同为储相”,王铎获得了仕途中很高的起点。仕明24年是王铎一生最重要的阶段,也是他从政和为学为艺的主要阶段。其间,担任过翰林院检讨、福建考试官、翰林院侍讲、右庶子、少詹事、礼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职。崇祯十一年(1638)秋讲日进讲《中庸·唯天下至圣章》,“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剥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3〕,遭到崇祯帝切责。他上疏“言边事不可抚”〔4〕,坚决反对主和派,险些遭廷杖毙命。1644年,崇祯帝自缢,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建立弘光朝廷。因昔日曾对朱由崧有救助之恩,王铎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入阁为次辅。钱谦益为王铎所作墓志铭称:“事弘光皇帝于南,奖护忠直,疏解禁锢,侃侃有以自处。”〔5〕
  清顺治二年,王铎降清。顺治三年(1646),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顺治六年(1649),授礼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同年晋少保。顺治九年病逝故里,谥文安。王铎入清以后,大节已亏,颓然自放,“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6〕。他是在极度矛盾苦闷的心情中度过余生的,作书作画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王铎于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尤以书法见长,有《拟山园帖》《琅华馆帖》及诸多诗文书画传世。
  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王铎有“神笔”之誉,他以其独特的书风和书学成就,确立了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王铎擅长真行草隶各体,楷书师法钟繇,又学颜真卿及柳公权,笔力洞达,既端正庄重,又显灵气俊逸。行草书最为世人所重,宗法“二王”,后得力于宋米芾,其手卷苍劲跳跃,布势连绵,变化神出。六尺到丈二巨幅立轴,写来得心应手,一气呵成,雄健悠肆,骨力畅达。王铎长于布局取势,章法奇特,为明末清初在草书上最具成就的书家之一。他与倪元璐、黄道周、傅山等书家一道,提倡取法高古,开展复兴书坛的活动,一扫明末书坛因循守旧之气,开创了明末清初大写意书风格局。清代书法家吴德旋曾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以其人而废之。”〔7〕抛却朝代兴替的政治立场,客观而言,王铎的书法艺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清王宏撰《石氏斋题跋》评:“文安学问才艺,皆不减赵承旨,特所少者,蕴藉耳。”〔8〕清吴修《昭代尺犊小传》评价王铎:“铎书宗魏晋,名重当代,与董文敏并称。”〔9〕

 


[清]王铎(款) 行书自作诗峨嵋山记游  24.8cm×237.6cm 绢本 1649年 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菊潭纂《峨嵋山纪》,览之作十首,夜书无墨之嘉。未可测奇奥,铁牌风雨愁。乘时休离佛,不夜吼高秋。巴岳天根老,邛崃月魄稠。酿花求发绿,世外灏悠悠。第六首误书第一首多病荒耄可以发噱。其一。三峨称绝险,大略势孤生。南极星辰细,中华水平木。仙飙空外起,海鹤夜间声。何日幽栖遂,山潮与结盟。其二。即此披图记,峨楼远卜居。学佛身将老,为儒梦已虚。狮坪收雪岭,龙马共蘧蘧。其三。长安犹滞迹,羲洞欲思玄。外国分峨顶,玆山有木莲。尘心因寺息,神水向天悬。白首犍为上,绳绳万古烟。其四。奇象何能绘,瑠璃(亭名)迥未移。阳坡荣异蕊,缺窍现山魑。岷水台前没,天河槛外卑。笑容应自得,祝肾返无知。其五。攀践在幽岑,人间一古林。盘陀窥太始,葱岭割重阴。白雪吹香籁,苍龙隐窟心。冲夷深炼药,渺渺下空音。其六。已书前。其七。瓦屋山无尽,诸番限此疆。七天通气冷,三殿引光长。枳木资僧业,烟云厚客装。携君观邃古,广乐远铿锵。其八。宝塔木瓢挂,无为养谷神。探河偕老衲,借枕遇遗薪。邛管山形变,平羌江影春。分忧非我事,覆载一闲人。其九。梅子坡前路,天门处处殊。勋华皆点缀,情性亦虚无。大地诸灵宅,闲云一病躯。木羊与黑虎,洵美伴山夫。其十。龙池千万劫,迸水贯虚空。路束氤氲半,磬飞杳霭中。高深邻蟒径,通寒佞猕丛。傥得长生秘,休忘造化功。己丑十月。疟新瘥,头眩晕,体犹作楚。过三弟大隐斋一更濡墨书此。无善笔,炬下眯瞢,亦觉不恶。三弟知书画大意,不肯用力时习,然能知胜于不知者,远若径庭,不可混而不辨也。书学当少年时,恒易言之。迨五十弥喻其难,盖书,古之迹易学,晋之神,瞠乎其后,逾写逾望洋,始觉少年气浮心粗,不臻其室,故往往轻为发议焉耳。精要难窥,外藩易涉。登五岳然后知山,浮海澳然后知海。诗、举业、文、画皆然。呜呼!索解人安得日日遇之哉。王铎书于大隐斋,时年五十有六。
钤印:王铎之印(白)


  “健笔蟠龙—王铎作品展”一个展厅是手卷、信札、扇面,呈现了王铎的日常书写状态和文人情趣;还有一个展厅全部是条幅作品,件件巨制,笔力强劲,气势磅礴。展览策划的用意很明显,也很到位,把王铎最精到的两件事做了放大:临古和创作。
  参观展览的观众多,这与近年来的国学热、书法热不无关系,这当然是好事。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应当承担起美学普及和公共教育的职能。很多人关心“如何才能练好书法”,通过展览就要传递出强烈的信息:临帖是根本,创作是本领,临帖,创作,再临帖,再创作,这是书法人生中一条走不完的路。这是他话,暂且不表。
  从明天启到明崇祯初年,王铎任职翰林院,从而有机会看到皇家内府的庋藏,大量的晋唐真本书画大大提高了他的艺术视野和鉴赏水平。除能见到各类刻帖碑拓外,众多的唐宋元明经典作品上还留有他的题跋。从这些题跋中,可以欣赏到他极为精到细致的书法佳作,又可作为研究王铎书画师承关系的资料。这种博览和鉴赏的机会是其他艺术家不可企求的,也是攀登艺术制高点必不可缺的条件之一。浙江美术馆展览开幕之日请浙江大学薛龙春教授做了《王铎临古的创造性》讲座,他从王铎临帖中的临摹范本、改变字样、割裂与杂糅、展大与改变范本字体、《阁帖》版式与杂书卷册五方面,详细介绍了王铎在临帖中表现出来的创造性。
  王铎“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自言学书50年来一直在临帖。他几乎临遍了当时他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刻帖,比如张芝的《冠军帖》宋代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伪作,但王铎一而再再而三地临摹,且多次为这件作品辩护,“二王法芝,或谓为赝,强作解事,可哂”〔10〕。这次展览中就有两件临张芝《冠军帖》作品,一件是条幅(广东省博物馆藏),一件是扇面(温州博物馆藏),可见王铎对此是念念不忘、烂熟于胸。
  “予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动曰:某学米,某学蔡。又溯而上之曰:某虞、某柳、某欧。予此道将五十年,辄强项不肯屈伏。古人字画诗文,咸有萭彟,匪深造博文,难言之矣。”〔11〕王铎书法上追“二王”,高扬“独宗羲献”的旗帜始终不渝,对《阁帖》的研究最为深入。王铎早年临习《圣教序》,无论形神笔墨,均足以与古人比肩,自云:“《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习之。”〔12〕对“二王”已经到了“饮食梦寐之”,临摹的水平甚至是“如灯下取影。不失毫发”。“如灯取影”当然是夸张,临摹不可能做到一模一样,但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王铎临帖的勤奋和功力。王铎临摹《兰亭序》,现存世四件,这次展出的是绍兴博物馆藏临作。王铎临摹得很精美,但很多字与摹本不同,他认为王羲之写错了。王铎的确是自诩为“二王”正宗,他在《临王献之〈小行帖〉》(故宫博物院藏)起首写道:“摹吾家献之《小行帖》,雨后新爽偶为之。”不知道他若听说日本人称赞他“后王”胜“前王”,会不会也欣然接受?但王铎的个性注定要险中取胜,他说:“羲、献不过姿之秀婉耳,画不知古也,未之学也。”他在一段临摹郗愔书法的题跋中也说:“书未宗晋,终入野道,怀素、高闲、游酢、高宗一派,必参之篆籀隶法,正其讹画,及可议也,慎之,慎之。”
  王铎取法很广,临摹过的书家就近百位,但他不学张旭、怀素,王铎认为他们坏了规矩,所书是“野道”。“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草书杜诗卷》后)“怀素独此帖可观,他书野道,不愿临,不欲观矣。”(《琼蕊庐帖》临《唐僧怀素帖》后)苏轼和黄庭坚在明代非常受追捧,但在王铎的临摹作品中,一件临摹苏、黄的都找不到。这或许与王铎对苏、黄的诗文不屑一顾有关,他认为宋元弱嫩,不敢宗法,又说“诗文不愿观苏轼”〔13〕“学诗誓不傍苏、黄”。王铎一生约有三万首诗作,大多焚毁于战火或遗失于旅途,保留下来的也有六千多首,主要集中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苏州刊本王无咎刻本《拟山园选集》。王铎诗稿中有很多古字、异体字、繁体字,甚至是改造字,现代人很难见到,这就给阅读和研究带来麻烦。但也反映出王铎的“复古”思想,也容易理解他为何反对“二王”的“俗”,提倡“古法”。“书法贵得古人结构。近观学书者,动效时流。古难今易,古深奥奇变,今嫩弱俗雅,易学故也。呜呼!诗与古文皆然,宁独字法也。”(《琼蕊庐帖》临《淳化阁帖第五·古法帖》后)换种思路,从文人的角度来看,王铎似乎也是卖弄学问,让书法增加了点难度和趣味性。
  师古临帖是王铎书法艺术的重要特色,他一生都在勤奋地临帖学习。“铎每日写一万字,自订字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五十年终日矻矻而不缀止。月来病,力疾勉书。”他甚至提倡“沉心驱智,割情断欲,直思跂彼室奥。恨古人不见我,故饮食梦寐以之。”(跋《琼蕊庐帖》)。他临王羲之最多,但用了几十种笔法、体制来临,以遗貌取神的意临来逆反古人、摆脱古人。此外,王铎广泛涉猎魏晋唐宋诸名家,但又“强项不肯屈服”于虞世南、柳公权、米芾等先贤,这是王铎胆大与气魄的表现,也是他此后研习各家流变、独树个性规模的基准点,反映了王铎的书法史观和对自我的高度清晰认识。


[清]王铎 行书信札  24cm×11.2cm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损亲家嘉饛,情深桃花潭矣。怅别牵系,文通黯然,今使信之,为呼奈何?傅海老素纨拨杂嘈书,五之三指真如椎,目肿痛,新作数首之二也。未及为我心知濡之。陟厘总总,可知昨来者。弟委顿舌本僵,不能即耳,当乃哮唇屃气。弟恐其在亲家前有螫谮,略及之,虽然不及,更浑笑笑。行翁亲家阁下。弟王铎顿首,冲。
钤印:特键药(朱) 药农秘笈(朱)


  王铎临帖也不是好好“临”,他的临帖也是创作,体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王铎以行草书最为著名,布局精到,章法多变,笔沉墨实,技巧熟练,善用涨墨,结字奇险,几乎达到了无一败笔的程度。王铎临帖拟古,并非一味“规规模拟”,从他大量的存世作品看,他把临古和创作有机结合在一起,既有经典的元素,又有自己的风格,他汲取魏晋书家中和典雅的韵致以节制个人创作狂放纵逸的“度”,勿使自己偏离书法本体,避免陷入“野道”之中,同时,运用自己的理解和情态去临写古人,使之成为一种创作形式。
  王铎是晚明书法艺术精神的典型代表。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这样写道:“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14〕这段富于声色的文字,不仅是张岱的自传,也是晚明繁华及其士大夫阶层审美的真实写照。王铎与张岱关系不错,两人还相遇“一同南下杭州”。当时的社会风气自然会影响书法,根据浙江大学白谦慎教授的研究,晚明的出版业和印刷业发达,图书版式也影响书法形式,反映在手卷上尤其典型,如这次展出的广东省博物馆藏王铎《自作诗》卷,不是一种书体一种风格到底,作者是极尽变化之能事,一会儿行书,一会儿楷书,一会儿又是大草,书体、大小、轻重一直都有各种各样的变化。观者是一页一页、一段一段观赏作品的,这就产生了如同翻看图书的效果。“杂书卷册”的出现就是追求视觉效果,观读的趣味性也随之加强,作者展现技巧的空间自然也增大了不少。
  与前代书法相比,晚明书法更追求视觉性,而王铎最具代表。王铎的大写意书风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在用笔上求“变”,错落有致,正欹相生,通过粗细、润燥对比强烈,给人造成惊奇的视觉效果。一直以来,王铎被视为雄强一路的代表,他在《文丹》中阐明了他的美学追求,“文要胆”“大力,如海中神鳌”“如临阵者提刀一喝,人头落地”,面对王铎的大幅草书作品,的确有惊心动魄的感觉。王铎书宗“二王”,遍学诸家,“用张芝、柳、虞草法,拓而为大”〔15〕“柳诚悬用《曹娥》《黄庭》小楷法拓为大,力劲气完……但以刀割涂加四隅耳……谓为国工不虚”〔16〕“米海岳书,矫矫沉雄,变化于献之,柳、虞自为伸缩,观之不忍去”〔17〕。王铎在自我意识驱使下求变,以气驭笔,以势铺墨,连绵大草,气势惊人。在运笔过程中又有变化,线条异常干净、劲健,忽粗忽细,时方时圆,出锋、抢笔、飞白、牵丝无一败笔,有着惊人的驾驭笔墨的能力。
  二是在用墨上求“涨”,创新性使用涨墨,使笔画自然渗化,造成一种模糊、混沌、残缺的美。在墨法上,王铎以浓取神、以润求妍、以干得险、以淡调和,书写时用水用墨,但求变化,任其浓淡,妙会天机。
  三是在结体上求“险”,结体紧密,姿态欹侧,追求奇险又能纵敛适宜,刚柔相济,通过正欹、聚散、伸缩等夸张组合,大开大合而富于动感。50岁前,王铎显得过于匠心,他曾说:“每书当于谭兵说剑,时或不平感慨,十指下发出意气,辄有椎晋鄙之快。”〔18〕50岁以后,尤其是降清以后,心性巨变,始摆脱“极力造作”,方能“无意会拍,遂能大家”。自此,王铎书法结体由狂怪转向自然,用笔由鼓努为力转向沉着内效,点画渐趋温润,呈现出浩荡壮阔的态势。
  四是在章法上求“奇”,布局大小参差、刚柔相济,丰富多样。董其昌说:“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19〕他又说,“书家以险绝为奇。”王铎则主张“极势”,“临写之时,神气挥洒而出,不主故常,无一定法,乃极势耳”〔20〕。王铎不仅追求书法的视觉张力,而且书写内容也是出“奇”,把临帖“混”为创作,避讳一些寓意不佳的字词句,把几种法帖拼合在一起,根本无法读懂意思,不愧是视觉优先的“当代艺术家”。
  五是在幅式上求“大”,其书法多是大轴长卷,气势上雄浑博大。这些动辄高过两米的巨幅大制,突破了魏晋以来长期寄寓书法中的宁静娴雅的书斋氛围,它们是挂在高堂华屋供人欣赏的,是艺术家特意创作的,是体现出书画社会性功能的。王铎肯定没有想到,随着当今书法热、展览热,他创造的具有强烈视觉张力的书风,越来越受到追捧。
  王铎生活在明清之交一个社会剧烈动荡、江山易帜的特殊时代,这个时代造就了他充满矛盾而苦难深重的内心世界,同时又激发了强烈的艺术创造性。他由明朝旧臣变为清廷新贵,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又受到诸多猜忌和防范,故国楼台、旧朝往事,功名理想烟消云散,精神上的压抑和折磨转而为书法艺术上的寄托和放怀,书法成为其自我价值实现的最终门径。这种倾注和释放,使王铎的书法艺术开创出魏晋以来全新的视觉面貌,在“二王”中和艺术审美外建立起磅礴雄强的视觉冲击力。
    

(作者为江苏省美术馆副馆长)
责任编辑:刘光
(本文摘自《中国书画》杂志2017年第11期“古代作品”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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